“百病从中来，悟罢本谁病”，按照佛学的“万法唯心”“境由心生”的观点，人的得病首先是由心得病而产生的，心在人体的“正中”，故百病从中而来。如果参透了这个道理，就知道治病该先治心。
“西风将小雨，凉入居士径”，既有佛学上的大彻大悟，再加上一阵西风带着小雨，使居士的周围更加清凉。心病好了，身病也会慢慢好起来。
“苦竹晓莲塘”，莲是佛教崇敬的一种花，按《大日经疏》卷十五所说，它是一种吉祥清净，能愉悦众心的象征，因此黄庭坚紧接说“自悦鱼鸟性”，这是从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那里学来的。
“红妆倚翠盖，不点禅心净”，用的是维摩诘问疾、天女散花的故事。黄庭坚在病时常以维摩诘自居，如他在《病起荆江亭即事》组诗中自称是“翰墨场中老伏波，菩提坊里病维摩”，“维摩老子五十七，大圣天子初立年”。这首诗也是咏病，用维摩问疾的故事是非常自然的。黄庭坚以这个故事说明自己学佛有得，虽有红妆之艳，紧倚翠盖，也不能使自己的禅心受到点染，因而大彻大悟，战胜了疾病。这首诗虽用了佛学典故，但由于黄庭坚善于锻句，善于“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用了非常形象的“西风”“小雨”“苦竹”“莲塘”“红妆”“翠盖”等最常见的词汇去烘托，因而融深奥晦涩的禅理于浅显易明的境界之中，丝毫不显得艰深难懂，这显示出黄庭坚艺术手法的高超。结构上，李淼称这首诗“首尾照应，结构严谨”，的确是点出了它的特色。
此词上片描写词人醉游杭州西湖的情景；下片抒写词人游湖时的触景生情及伤心感叹。全词通过对身边景物的描写，以及在文中使用典故，生动形象的表达了词人的伤心难过。此词情景交织，蕴藉深远，极其沉厚。
发端“流水麹尘”三句写游西湖：初春时节，绿波荡漾，艳阳当空，彩舟泛游。“曲尘”用杨巨源《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喻春水之淡绿。“醅酒”用李白《襄阳歌》“却似葡萄初酸醅”意，形容艳阳如葡萄酒一般色泽鲜艳。“情如雾”化用杜甫《小寒食舟上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意，暗点自己年迈重游西湖，眼如雾里看花，情亦迷像不清。“笑拈芳草不知名”二韵，承前述醉态，转笔回忆往昔，词人与杭姬游春时的欢愉：驾兰舟，荡碧波，忽至白堤，游断桥，看垂柳漫舞，情何深，意何切。“芳草”句化用《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表达了乐而忘返之情。“垂杨”两句，触景生情。言清明时节，湖堤柳枝遇风飘舞，煞是好看。但词人却认为杨柳枝终究是不懂得人的惜春之情，将这无限春光系住不放它去。“柳”有留之意，因此古人常折柳赠别。“总不解、将春系住”这里采用拟人手法，怨杨柳无知未能留住春天，实则借春之无情，写伊人已逝的惆怅。“燕归来”三句，借物设问，感慨系之。以“燕”喻己，以“彩绳纤手”代指杭姬，明知杭姬已逝，却问其如今去向何方。在询问的语调中带出多少悲伤。
过片，意脉相连，开头以“欢盟误”的肯定句式，继续抒发欢盟不再的哀叹。然后从时、空、人三方面的变化发出感慨。“一箭流光”二句，写时光似箭，转眼到了寒时节。“不堪衰鬓著飞花”写自己年已老，鬓飞霜。“傍绿阴、冷烟深树”此写空间景物的变化，此时已不是开头的绿水、艳阳、画船，而是幽树阴阴、冷烟渺渺，画面中一缕缕忧思倏然而生。“玄都秀句、刘郎曾赋”化用刘禹锡诗句，将刘郎自比，以桃花易谢喻杭州爱姬。“桃花净尽”一片悼亡之情托笔而出。最后“最伤心、一片孤山烟雨”写眼前孤峰耸立，虽清幽秀丽，却都在烟雨迷蒙之中，一派凄然、幽然的意境融入了无限悲情，加以“最伤心”直抒胸臆之词更加浓了悲戚怆伤。
这是一首自度曲，为抒发哽咽悼念之情，不仅用仄声韵，而且用韵较密，上片十句五仄韵，下片八句六仄韵。在押韵时采用去，上声通押之法，如：树、赋、雾、误、雨、住、句、堍、去等为去声韵，舞、许为上声韵。陈匪石日：“盖词之用韵，平声入声皆独押，上去通押，所谓上不类诗，下不堕曲，韵亦其事也。”(《声执》)吴文英用字，虽多丽字，多用典，但也有用时语处。如“堍”字。陈锐曰：“梦窗自度腔《西子妆慢》云：‘乍凌波、断桥西堍'。‘堍’字习用，而今字书、韵书皆未搜。”(《袌碧斋词话》)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