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之的诗,《全唐诗》仅存二首,其中一首极为后世传诵,并且因为众口争传,逐渐成为人们常说的“说项”这个典故。
关于项斯,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未见有任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有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杨敬之在当时是一个有地位的人,而这首诗却真心实意的推荐了一个“未为闻人”的才识之士,他虚怀若谷,善于发掘人才;得知之后,既“不藏人之善“”,而且又“到处”“逢人”为之赞扬,完美的表现出一种高尚品德。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多次读到你的诗又总是觉得很好,等到看见你的气度品格更高于诗。
首句是衬垫之笔,也点出作者所知道的项斯,是从得见其诗开始的;赏识项斯又是从觉得其诗好开始的。次句进一步写见到了本人之后,惊叹他“标格过于诗”,心中更为悦服。对项斯标格之好,诗人不直接写,却先提一句“诗好”,然后说“标格过于诗”,则其标格之好自不待言。“标格”包括外在美和内在美,即仪容气度、才能品德的统一。品评人物应该重视才德,古今皆然。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我平生不愿意藏匿人家的长处,无论到哪里见人就会推荐你。
“平生不解藏人善”,这句话很占身份。世间自有见人之善而不以为善的,也有见人之善而匿之于心的,缄口不言,唯恐人家优秀了会成为自己仕途的障碍的;诗人于此明确表示“不解”,而且是“平生不解”,即不会这样做,他的胸襟度量是超过常人。他不只“不解”,而且是平生不解,并以高屋建瓴之势,震动世间一切压制人才,对人才怀着嫉妒之心的小人。诗人对于“扬人之善”,只是怎么想就怎么做,不曾丝毫顾虑到个人的得失,是否会被人讥笑为“自我标榜”。他的古道热肠,令人钦佩。做了好事,由他自己说出,更见直率可爱。本来奖掖后进,揄扬人善,一向传为美谈;诗人自为之而自道之,也有自作表率、劝导世人之意。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所表现的感情高尚美好,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今天,这种难得的、可贵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广泛流传,成为赠友诗中的上品,受到人们的喜爱。
词的开头,是对临别时汉阳冬天风景的描写。“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衰草云烟发愁,乌鸦向夕阳送别,风沙在平野回旋。“愁”、“送”二字,下语工妙,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出了恙草与乌鸦的忧愁和惜别之情,意境凄迷,气象阔远,一下子把人带入孤独忧伤的情绪之中。正是以愁人观物,物皆着愁之色彩。这时的姜夔已是人到中年,尽管他多才多艺,仍然是功不成,名不就,长期过着飘泊江湖天涯羁旅的生活。从这首词可以看出,他对江湖游士、豪门清客的生活,已有些厌倦了,然而他无法改变现状,无可奈何之情已隐约暗现。
接着是对自己往事的回忆:“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姜夔以自己的诗才,结识了著名诗人萧德藻,萧并把侄女嫁给了他。萧德藻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有“尤萧范陆四诗翁”之称。通过萧德藻,他又结识了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叶适、朱熹等社会名流。作为权门清客,他有过游冶流连的生活,游荡过繁华的娱乐场所。词中追忆了这段冶游生活之后,他认为最值得珍惜的还是昔日的友情:“谁念飘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词家,他的诗曾受到杨万里的高度评论:“尤萧范陆四诗翁,此后谁当第一功。新拜南湖为上将,更推白石作先锋。”凭着他的社会关系与在诗坛的盛名,他决不至于晚年家贫如洗,死后靠别人的资助来埋葬,原因就在于他不同于一般的权门清客。他是一个讲究气节纯粹的诗人。他所交结的也都是既有名望又有气节的人。据说张鉴要出钱给他捐官,又要把良田送他,他都拒绝了。杨万里称他甚似晚唐隐逸诗人陆龟蒙,范成大称其“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他一生最珍视的不是高官厚俸,他是一个绝对忠于文学、忠于爱情友情的高人。所以在怀念往日壮游生活之后,不禁深深地感叹:有谁怜念我湖海飘零,只落得满腔伤感!他感到同汉阳朋友的久别重逢,小窗闲话,难能可贵。
下片的开头,是对旧游之地的追忆与深沉的感叹:“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他深深感叹的是在人生的旅程里,同朋友们“离多会少”。对于一个忠于友情的人,离别当然是最痛苦和难以承受的。眼前的现实又逼迫他在汉阳只能有短暂的停留,又要东下湖州了。
接着是追忆他的扬州、衡岳、洞庭等地之游。竹西:扬州城东禅智寺侧有竹西亭。杜牧《题扬州禅智寺》有“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此代指扬州。白石在《扬州慢》中也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句以代扬州。“雁碛”、“渔汀”都不是泛指大雁翔集的沙滩,和渔舟往来的洲渚,是指他曾经“游冶”过的名山胜地。他曾游衡岳、洞庭,回雁峰是南岳七女二峰之一,滨临湘水,水边滩碛相连;洞庭湖,渔舟往来不歇,因此应指他曾经游历过的衡岳、洞庭。(《昔游诗》中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又说:“芦洲雨中淡,渔网烟外归。”)他重访扬州是什么使他“珠泪盈把”。那是因为金人在1129年(建炎三年)和1161年(绍兴三女一年)大举南下之后,昔日繁华的扬州,遭到了战火的惨重破坏。他在初访扬州时写的《扬州慢》一词中说:“过春风女里,尽荠麦青青。”“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诗人怀着爱国的黍离之悲,重访扬州,怎能不令人伤痛!对于衡岳、洞庭的壮丽风光,他在《昔游诗》这一组诗中,曾尽情地描绘和歌颂。他歌颂洞庭说:“洞庭八百里,玉盘盛水银。长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轮。”他描写南岳说:“飞云身畔遇,揽之不盈掬。”描写南岳湘滨的风光说:“昔游衡山下,看水入朱陵。半空扫积雪,万万玉花凝。”此时由于诗人老去,情怀悲凉,没有那种游乐之情了。白石论诗,主张“意中有景,景中有意”,主张“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这首用白描手法描写的词,所以令人读来蕴藉含蓄,余味不尽,正是由于“景中有意”的缘故。比如竹西亭吧,这是扬州胜景,然而白石重访时,却是“珠泪盈把”。衡阳的“雁碛”,洞庭的“渔汀”是多么幽雅的画面,然而诗人已觉得“老去不堪游冶”了。他在写景时,赋予自己的深情厚意,因而使人读来馀味无穷。
词的结尾也是很奇特的:“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在苕溪这里,他从对昔日壮游的回忆转回到现实情境中的惜别,又跳到对将来归来的设想,反映出白石词在结构上的特色是多采用暗线结构,即打破时空局限,将回忆、现境、设想溶成一片,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意境。这种结构,正如白石所说:“波澜开阖,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是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白石道人诗说》)在整个下片中,他通过幽静凄清的景物描写和奇特的联想,对所吟咏的事物,赋予了动人心扉的魔力。
杨万里的《新柳》一诗描摹细腻,韵味清新,妙手天成,生面别开,颇能代表其“诚斋体”的诗风。
诗人漫步赏柳,由远而近,视线也由上而下,从岸上柳条,写到水中柳景。作者出人意料地只用了一个非常亲切的“引”字,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照应了前面的“百尺”一词,又描绘出一幅柳条和水中柳影相连相映优美而有动感的图画,富有情趣,表现了作者对新春的喜爱之情。(早春时节是浅黄的柳条,暮春时节柳条是深青的,这里还采用象征的手法)“引”呼应篇首,说明柳条之所以能达“百尺”之长,因水中柳影把“引伸”之故。“引”字描绘出微风吹动,柳枝轻扬,水上水下连成一片的优美画面,把柳影即把新柳,把整个画面都写活了。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活泼、新颖、意趣和作者对自然景物的深情,正是其冲破江西诗派冷僻生涩的藩篱而表现的特色—“诚斋体”的特色。
这首小诗画面清新,节奏明快,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仿佛沐浴着融融的阳光,吹拂着和煦的春风。字字句句无不流露着诗人爱惜新柳,热爱春天,热爱生活的深情。
“柳条百尺拂银塘”。作品开篇首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初春时节柳树池塘两情依依的整体画面。“百尺”写了柳的婀娜与茂盛,“拂”写出了柳的轻揉,像手少女的纤纤玉手轻拂着银光闪耀的池塘。如此一来,一幅清新、煦暖、鲜亮、灵动的春树春水图画就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且莫深青只浅黄”。在这一句里,诗人以浓重的笔墨写柳叶的颜色。“且莫”即“切莫”,有“千万不要”的意思,但在这里应该理解为“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一点儿深清的绿色都没有”;“只”限制了柳叶颜色的单一和纯粹,没有其他颜色,只有鹅黄嫩绿,“且莫”和“只”这两个限制性的词语不但传神有效地写出了初春时节柳树的特点,同时还流露了诗人爱惜新柳的深情。
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