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这首诗开头两句,写林逋生长的环境。开首即称他们生长在湖山深曲处,山水清澄。后两句讲那里的人物,世外的隐君子是高尚的,就是佣工贩妇也都是冰清玉洁的人。还没有写到林逋,却已经树立了高洁形象。
接下去写林逋高风亮节,源于天性。“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林逋不是与世俗隔绝的人,上文写那个环境里除了“隐君子”外,还有“佣儿贩妇”,正说明他不是与世隔绝的。“神清骨冷”是从《晋书·卫玠传》“叔宝(卫玠字叔宝)神清骨冷”来的。当时所谓骨,指气质品格而言,从神情到品格都清冷。接着,作者写他对林逋的钦仰,这种钦仰在梦中得到反映。他在梦中见到的林逋“瞳子瞭然光可烛”。《孟子·离娄上》:“胸中正,则眸之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瞳仁明亮,说明胸中正,跟神清有关;瞳仁昏暗,说明胸中不正。林逋既是“神清骨冷”,在梦里看到他,那就是“瞳子瞭然”,再夸张一下,便成为“光可烛”,可以照见一切了。这样写,正显示出诗人对林逋的仰慕已经形于梦寐了。这样写,概括了林逋为人的特点。林逋写湖上风光的七言近体诗中,有的反映隐居生活和情思,写得“神清骨冷”。如《湖山小隐》二首之一:“道着权名便绝交,一峰青翠湿蘅芳。”如《湖上晚归》:“卧枕船舷归思清,望中浑恐是蓬瀛。”跟权和名绝交,向往的是仙山,正反映他无意功名。作者赞美林逋,是跟林逋的这五首七言近体诗相结合的。
接下来就谈林逋的诗和书法。“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这里赞美林逋诗善于用字,尤其是咏西湖之作,更为湖上风光传神。“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里用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来比林逋,作者《读孟郊诗》:“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认为孟郊的诗可以跟贾岛(贾岛曾做僧人,名无本)诗比清,不过豪放不及韩愈。作者《祭柳子玉文》称“郊寒岛瘦”,认为贾岛诗的缺点是寒苦。这里指出林逋诗有贾岛之清而无其寒。“书似留台差少肉。”这句指林逋的书法像李建中,瘦硬有骨力。称赞林逋兼有二人之长而无其短。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见名家评价)中一方面指出苏轼极为推重林逋的诗和书法,一方面又指出苏轼的评论,像董狐记事的直笔,不作虚美,不推重过分。这样讲是恰当的。
下面再结合他的诗来讲他的高风亮节。“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作者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宋诗钞初集·和靖诗钞》作:“《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汉武帝的陵园称茂陵。《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相如临死前还在讨好武帝,劝武帝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地,告成功。林逋不肯这样做,正显出他的高节。“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白头曲”原为卓文君因其夫司马相如对爱情不忠诚而作,后人多有以此曲为叹老嗟卑、自伤不遇之辞。此处当指后一义。林逋是高士,连《封禅书》也不屑作,更不会悲吟《白头吟》,以自伤不遇。
一结转到杭人对林逋的纪念。“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王世贞称:“始,钱塘人即孤山故庐,以祀和靖,游者病其湫隘。”吴人指杭县人,将林逋故居作祠堂,显得低下狭小。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即认为林逋应该和水仙王相配,在水仙王庙里受到祭祀,用一杯寒泉和秋菊来祭。王世贞又称:“因长公诗后有‘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与长公配。”因为水仙王祠早已不存,所以后来改在白香山祠内祭祀林逋,把他跟苏轼相配。
这首诗是赞美林逋,“平生高节”点明主旨在赞他的高风亮节。一开头从湖光到山绿,写环境的美好,从隐君子到佣人贩妇,写人物的“皆冰玉”,这是陪衬。未写到林逋,已光彩照人。结尾变化有力,故称“夭矫”,即另出新意。用“修竹”、“秋菊”来作陪衬,也是取高洁相配。写到林逋本人时,点明“神清骨冷”,显示他的高洁源于天性。又用梦见瞳子瞭然来写他的正直,显出钦仰之情。再评论他的诗和书法。又用司马相如来比,更突出他的高节。这一比又归到他的诗上,回到《书林逋诗后》之题。
这首诗写春中田园景色,意境清丽淡远,然而又色彩鲜明,写景如画。诗歌流动着自然的美景和诗人安闲恬适的情怀,清新优美。田畦既分,白水流入畦垅之间,从远处望去,清水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着白光;在翠绿的柳树丛中夹杂着几树火红怒放的桃花。红桃绿柳,桔槔起落,畦开水流,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在这良辰美景之中,摆棋对局,凭几蓬蒿,其乐也融融。如画般的景象,似梦般的意境,一切都是那么清幽绮丽,赏心悦目。
此诗颔联“春寒著弊袍,间柳发红桃”写出了诗人眼中春雨微寒,桃红柳绿的春景。这里注意了冷色与暖色的对比映衬,并注意到亮度转换的巧妙处理,每句的意象虽单用一种色调,两句之间又有鲜明的反差,但是这样不同颜色的两组意象的并置投射在人的视觉“荧屏”上所呈现的是“一种互相作用的复合效果”,使意象色彩空间的构型更具张力。颈联“草际成棋局,林端举桔槔。”写出诗人眼里的农人忙碌着在田间劳作(汲水往田里灌溉)的景象。这是人们的劳动生活场面,是真正的田园生活图景。后人对颈联两句评价甚高。这两联描绘了一幅梦幻般的田园风光图,生动形象地体现了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色。
在这首诗中,作者以具体形象的语言,描写出隐者的生活,写出了特定环境中的特有景象。但这种渲染之笔,很像一篇高士传,所写的还是理想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