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早起见日出,暮见栖鸟还”运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早见蒸蒸日出、晚见归鸟还巣的忧伤感怀图,诗人触景生情:见日出,见栖鸟,不见众鸟,不见孤云,表达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孤寂心声。正如白居易《夜雨》:“我有所感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的无限向往和百结愁肠。
“客心自酸楚,况对木瓜山”写诗人客居他乡,内心本已酸楚,再看到木瓜山,想起酸涩的木瓜,心中就更酸了。“客心”、“酸楚”是诗歌中的意境情感,“木瓜山”,是诗歌中的形象事物。这三个诗词,有清晰有模糊,有实体有虚象,有眼里的更有心中感悟的,使得诗歌的语言凝练,渲染氛围,加深诗人客居酸楚之感。
此诗语极平常,而意甚含蓄,字字辛酸。诗人触景生情:早见蒸蒸日出,而悲自已穷途潦倒,想要过神仙那样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然而真当他处于寂寞境地的时候,又难免生出许多忧伤和悲愁。晚见归鸟还巣,而悲自已去国离乡,看透了现实世界的混沌,想起各种人情世故,更增一份凄楚。木瓜味酸苦,诗人望见木瓜山而感怀身世,感触漂泊生活的孤寂,内心倍感酸楚,流露出李白忧伤悲愁的情感。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野心家代不乏人。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君的楚庄王,经过长期的争斗,凭借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自以为羽翼已丰,耀武扬威地陈兵于周天子的境内,询问九鼎大小轻重,试图取而代之。周大夫王孙满由楚庄王问鼎敏感地意识到他吞并天下的野心,就以享有天下“在德不在鼎”的妙论,摧挫打击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后世以“问鼎”比喻篡逆野心。
历史发展到鲁宣公的时候,周王的权杖早已失去昔日的威严,地处荒蛮的南楚日渐强大。于是,楚庄王出兵北伐伊川境内的陆浑之戎,顺势移兵洛邑,居然在周王室境内进行军事演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周定王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还不得不派自己的大夫王孙满去慰劳。见面后,楚庄王竟然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劈头盖脸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个楚庄王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飞扬跋扈,气势汹汹,蛮横无礼,蔑视周定王,对其欲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毫不掩饰。王孙满忠诚而睿智。他的回答从容不迫而隐含凌厉。全篇故事便在“霸”与“德”的矛盾中展开。两个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孙满的回答,从“德”、“天”二字入手。先从“德”字出发,以“德”抗“霸”,一语击破楚庄王的问鼎野心:“在德不在鼎。”立论如金石,坚不可摧。接下来,以夏、商、周的历史变迁为鉴,有根有据地讲述了鼎的来历和几易其主的过程,用以说明有德的君主才配有九鼎,才会拥有天下。由鼎的轻重引申到德的轻重,摧挫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霸”而无“德”,你还不配问鼎。鼎随德迁,那么如今周德如何?还没等愚昧的楚庄王醒过神来,王孙满妙转机杼,又搬出个“天”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周王朝的命数是天定的,天命难违,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王孙满的答话,无一句直接指说楚庄王,却无一语不在谴责他,既狠击其心,又死封其口。条理严密,涵蓄有力,与楚庄王的凶蛮直率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