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鲍照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杜甫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李白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
起二句紧扣题目,谓值此寒食清明节候,洛阳城中已是繁英飘荡、缤纷如雪,而陆浑山中则花始绽放。其意并不在说明城中与山中气候景物之异,而是表现诗人追随春天的脚步,从城里转向山中寻觅春光的浓厚兴趣,和对春天由洛阳转至山中这一发现的诗意感受。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对照此诗首二句,可见宋之问早在白氏之先就感受并发现了春之转移这一诗材诗境,只不过白氏明白挑出自己的诗意感悟,近乎宋诗的表现理趣;而宋之问的这两句诗则仅客观展示这一现象,而将自己的感受含蓄于诗中而已。“今始发”,则山中春光方兴未艾,正可尽情享受,开启下文。
三、四两句紧扣题内“还”字,写自己清晨从洛阳出发,晚上已在陆浑别业。这点意思如果直白道出,则根本不能成其诗。诗人不说“早发洛阳”“夕至陆浑”,而说旦别河桥”“夕卧伊川”,这一“别”一“卧”,不仅表达了对洛阳春光的留恋,而且透出了卧赏山庄春夜美景的惬意与喜悦。将洛阳与陆浑改成“河桥”与“伊川”,也使干巴巴的地名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和诗意。尤为出色的是在“旦别河桥”与“夕卧伊川”之下分别缀以“杨柳风”和“桃李月”这两个全新的组合意象,不仅生动地展示了洛阳繁花飘雪之后“春风杨柳万千条”的幕春景象和陆浑山中月映桃李正芬芳的景象;而且由于用“杨柳”来形容“风”,用“桃李”来形容“月”,读者仿佛能闻到这“风”中飘送的杨柳的气息,这“月”下散发的桃李的芳香,造语新颖,意象优美。上下两句,对仗工整,又一气呵成,显得特别流丽圆转。两句诗就像是两幅情调意境很美的图画,完全可以用它们来作为两幅画的题目。音调的婉转流畅、圆转自如也同样非常突出。可以说兼有诗境美、绘画美和音乐美。虽不像“桃李春凤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那样凝练概括,但自有一种天然的风韵和流走的意致。
第五句用顶针格,重复上句“伊川桃李”,以突出陆浑山中春色正浓,蝉联中有流走之势。第六句点明“寒食”节令,应上“桃李正芳新”,并渲染春酒又正新熟。不但春色迷人,而且春酒醉人,花香之外更兼酒香。一“正”一“复”,相互勾连呼应,传达出一种顾盼神飞的神情意态。
七、八两句,以陆浑山中风物之美、生活之惬作收。“野老”指当地居民,也可兼包诗人自己。谓处此山中人无异于尧舜太平盛世的百姓,当酣歌一曲,终老此地。这个结尾,不无歌咏升平的意味。但话说得很艺术,很富诗情,并不是硬贴上去的颂圣尾巴,与全诗的内容风格也比较统一。武后统治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尽管矛盾斗争不断,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诗人所歌咏的“太平”,并非纯粹的粉饰之词。
全篇的突出特点是风调的自然流美。清新流丽的语言,一气流走的格调,圆转如珠的韵律,和贯串全诗的浓郁的春天气息,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眼前市井众生的观感,但诗中绝没有那种慧眼看世界的达观,而更像是晨起(或者干脆一夜没睡)后对眼前劳碌营生所发的牢骚。
在这首诗中,诗人李贺看似没有出场,字里行间却都渗透着李贺的影子——他观望着为生计奔波忙碌的人们:“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看到这种景象,得道的隐者高上可能会淡淡一笑,矢志“独善、兼济”的人志士可能会激起建功立业、济助苍生的冲动,结营的市侩小人可能会盘算着应该如何去谋得个人名利,引车耕田的俗众可能会迫切地希望加入其中,开始他们的市井人生。唯有李贺站在人群的边缘,没有哪个人群是他真正的归属,他只是个观塑者。眼前的每一扇门似乎都向他敌开着,他都想推开看一看,但是每个房间都没有他的位置。他俨然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闹市对他来说无异空巷。
然而他没有退路。严君平与韩伯休那样的高士早已经远逝了。严君平以出世之心投入市井人生,承担了众生的”"人生导师”角色。康伯休以“高尚道德化身”的角色于市井,为避名而归隐,名声反而更噪。李贺不能效法严君平与康伯休中的任何一个。他想从平凡的市井人生中抽身出来,但他又不得不为了简单而严酷的生存不情愿地加入这个灰色的市井;他总在幻想着求取功名,但是功名却迟迟不肯光顾他,更谈不到像康伯休那样避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