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画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第一首，秋日杀，万物凋而百感集，古有“悲秋”者悲秋之萧瑟，“病秋”者病秋之隐沦，“惊秋”者惊韶华逝而年岁晏之速。少陵于此首亦融悲、病、惊，伤物残而叹自身老大难有成。
新的季节缓缓渗透弥漫并取代旧的季节，诗的境界中季节却若闻鼓而起，鸣金而息，皆是突至突离。春日瞬间吹生百草，“千树万树梨花开”。而秋日就如主刑杀的神，化片乌云持镰刀拂过这世界，在湿润和清冷中将一切带走。“雨中百草秋烂死”，仿佛秋光眩晕，零雨其濛，顿时熄灭世上一切生机，而“阶下决明颜色鲜”，此句的急转令读者仿佛忽见秋雨昏昼中一星微光，决明在雨水中颜色光鲜，居于自己青春的光景，天真地向季节的刀刃炫耀着初生的花叶。“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翠羽盖是富家华美的装饰，黄金钱更是富贵的象征，然而这不过出自小植物微弱的生命，只是瞬息的现象，决明仍“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着自身生命的秘密。越是鲜艳亮泽的颜色越是难久长而令人叹惋，仿佛拥有了润泽美好的形象，也就同时拥有了秋天的诅咒，若乐府中言：“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一待秋色深，便无复“翠羽盖”与“黄金钱”。小植物便终究是小植物，在秋风中无助地凋零，甚至来不及叹息，故言“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至此处决明之悲渐伏，而自身之悲渐起，决明之生命正如书生之生命，于人世昏暗之时独居内心一隅，经营超然的诗书，本草书中言“决明”其物有明目去翳之功，诗书亦复如是。而诗书文字之美，意象之璀璨，亦若“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在纸上无比煊赫。然而书生只是纸上的豪杰，斗室的君王，当人世之秋忽至，生命于困顿的迷宫中，也只如波德莱尔诗中信天翁，坠落甲板，“笑骂尽由人”，才大无所用，只显斯文之迂阔。“凉风萧萧吹汝急”是恒久的恐惧，“恐汝后时难独立”是残酷的烦扰。“堂上书生空白头”：“书生”是青春朝气的称名，也是受人敬仰的身份，然若所读书终未能转为功名或入世之资本，“书生”便只代表了迂腐与弱势，在吴敬梓的小说中受人讥笑老死书斋，“堂上”这一溢着书香的地点也便成了隔绝、闭塞、无能于外界的象征。而“白头”也只“空”，昔年的寒窗苦，去岁的俊逸诗，皆随头发的白色化作一片虚无。书生面向浑浊的窗外，外面的人世是无底的渊蔽，独立的出路是百绕的死结，在无尽的焦虑与无奈的尽头他将关注点暂时转向风中决明馨香的安慰：“临风三嗅馨香泣”，那香气瞬息、缥缈易逝的品质也正如他的诗，和他的生命。
第二首中，秋日的昏昏之咒由内心向外界弥漫开去，秋风洒落，而秋雨却繁腻不绝，纷纷若世之喧嚣，缥缈如病中呓语。“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整个世界都蛰伏在一片乌云之下，齐奏着同样颓然、绝望的主题，人生如飞蓬，此时亦无路。“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世界如此浑浊，物皆不辨，道者无存。古者天人交感，泾渭水之清浊不辨，应是射人世之道理毁，伦理乱也。若孔子无奈伤获麟，泾渭不辨亦是不安的征兆，带来令儒者窒息的迷阵。古者农业乃天下之本，却是“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禾头生耳”乃言雨中禾叶卷，如耳之形，却亦言为天下之本、黎民口粮之禾的颓丧脆弱，禾头生耳，倾听世上的呜咽而无策。而农妇田父之音亦隐沦雨中，根基之没，国难久持。“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言世之目盲，“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言世之聋哑，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亦言此乃刺杨国忠恶言灾疫，四方匿不以闻。然世之风雨如晦，亦非皆由一人而起。“城中斗米换衾裯”卢注言：“疗饥急，救寒缓也”，实已非斗米、衾裯的价值问题，而是道之毁的哲学问题：“相许宁论两相值？”世之失道，国之本失其位，民苦，贤哲居陋巷而佞者塞庙堂。少陵以此市井物价之疑问，抒苦道隐之惶然，亦叹现实自身命运之不甘矣。
第三首又从广阔的外界回到自己的斗室，“长安布衣谁比数”，少陵多有自称“布衣”、“野老”之辞，实不甘也。“谁比数”可较太史公《报任安书》言“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意绝之至也。而“长安”亦不过客居之地，“反锁衡门守环堵”亦是绝望之举，路穷则独守一隅，实也不过是暂时的避世，避开内心纠结无解的困愕。将烦忧锁在门外茫茫世界，门内的心还念念不忘欲与其汇合。“老夫不出长蓬蒿”，相比隐居的寂寥，更多是郁郁不平与刻意求静的痛苦。风雨中无忧无虑奔跑嬉戏的孩子却给诗中添了新鲜的颜色：“稚子无忧走风雨”。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给人以忧虑的悠长：如此单纯的孩子未来能承受多重的阴霾很难说。“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外界溢入的雨声和寒意又唤起心中恒久的幽灵，欲“奋翅起高飞”而复深觉身居此困厄、混沌之世。无奈而于末尾作楚吟：“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仇氏《杜诗详注》中言：“日者君象，土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失其道矣”。杜诗中末句常作此等疑问，他一生都似在这种等待中度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