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
这是一首咏史诗,全诗的特点是借古讽今。诗人借汉武帝的事例,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朝政的弊端与崇尚迷信的风气,目的是为了打破宋真宗东封泰山后所产生的虚妄的吉庆气氛,体现诗人的忧国情怀。
“汉武高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两句是以状物起兴。汉武帝一生好为崇楼峻阁,奉巫祠神。元鼎三年(前114年)春所作柏梁台,高二十丈,“用香柏百余,香闻十里”(《封禅书》),是用来供奉长陵女巫神君的。以后又兴建通天台,高三十丈;井干台、神明台,均高五十丈(《封禅书》),诗中的天台即是这众多仙台的总称,“天”,以言其高。这二句诗抓住了天台“高”而“入云”的两个侧面,以精丽的语言,创造了笼罩全诗的迷离虚幻的气氛。天台之高,竟直切绛河(即银河)。“切”字特为天台拔地矗起、如锋锷参天的气势传神。“非雾”指五色祥云,与上句“绛河”互映,便见彩霭氤氲。又用“半涵”两字,“半涵”与“非雾”相配,加深缥缈空灵之意;切天台含云吐雾,郁郁纷纷,犹如紫气护绕的仙家灵山。“郁嵯峨”三字为二句殿末,水到渠成,工巧而自然。
“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两句引用沧海桑田的典故并言明汉武帝的教训。诗人借仙女麻姑三历人间沧海桑田之变而自己不变老的典故,明说汉武常修天台的目的是为了敬奉神仙,以求保佑江山稳固、天下苍生安宁、自己成仙登天。而急转直下写汉武帝修仙台祈福,不但没保国泰民安、自己成仙,反而黄河的瓠子口连连决口二十余载,多次修治无效,汉武帝亲自督塞也未果,只能望决口而作歌:“匏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间殚为河。”(《河渠书》)诗人取材汉武帝塞河决这一事例,形象指出求仙梦的破灭。此二句转折突兀却流荡妥贴的倒装句,则顿然给人以洪水浩渺之感,有力地表达了诗旨。
“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两句写造镇国之鼎、修跨海寻仙之桥都难保国势人运盛衰兴亡。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年),九鼎在汾水边现世,汉武信方士“出与神相通”之言,“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书》),于是即东封泰山,复巡蓬莱,冀遇诸神。在位的二十多年里遍封三山五岳,求仙不止。秦始皇也曾多次封禅东巡,修桥寻仙,愚举一生。唐李贺曾作《苦昼短》:“刘彻茂陵多滞骨,赢政梓棺费鲍鱼。”是对两位雄主不羡江山只羡仙可悲结局的真实写照。这两句承三、四句转折之势意讽真宗见祥瑞而乱封禅不智之举应以先帝君之愚举为鉴戒。
“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两句以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典故点睛结尾。汉武帝侍臣司马相如曾作《大人赋》以讥仙家的虚妄,却因描过甚,结果“天子大悦,飘飘然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汉书司马相如传》),“谏意不切”,其含意更深。诗人用此典故,承上讽喻意,称自己也只能与相如一样以作诗为讥,不知真宗见后,是否也象汉武帝一样辜负臣子的初衷,此诗收于叹息期盼之情。
全诗多用典实,深奥但非僻冷,位置妥帖,并不堆垛,这是因为此诗内容充实,不同于西昆体常有诗风;而另一重要因素是结构颇见匠心,既保持了西昆体组织细密的特点,又深得李杜七律构思神理,语言清丽,议论恰到好处。
这首词主要写一位能歌善舞的歌妓。写她妆饰之美、容貌之艳、歌声之亮、舞姿之婀娜。
上片描写歌妓之色。这位歌妓是随着达官贵人的车骑而来,准备在筵席上表演歌舞的,按照时间顺序,应该先写其临,次写其色。但词人却匠心独运,有意打破惯常结构,先以浓墨重彩刻画歌妓的美貌娇颜,再补足一笔,叙写其是”暗随仙驭”来赴“绮筵”的。如此笔墨,使得这位歌妓成为筵席上的主角,突出了她的华美亮相、惊艳姿色留给词人的深深印象。“葬华浓”三句以比喻形容歌妓的美貌。“蕣华”沿袭诗经旧例,以蕣华比喻歌妓的娇艳。继之分以山、水形容女子眉、眼,亦是诗词中的惯例。妙在“一寸秋波如剪”,能够化古为新。“一寸”言眼睛之形,可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秋波”言眼睛之清,四季之水,秋水最为滢澈。“如剪”言眼睛之神,谓其锐利明怏有如剪刀,有化虚为实之妙。古人常有此等妙语,如“剪剪清风阵阵寒”(王安石《春夜》)。“红日永”三句则补叙歌妓来踪,说是今日此地举行盛大宴会,这位歌妓在晏府侍女的引领下,悄然来到筵前,准备表演节目以助兴。值得注意的是一“暗”字。歌妓身份卑微,近同奴仆,以歌舞为业而博人愉悦。用此“暗”字即点出她们作为主人陪侍的身份,非复唐明皇时杨家姊妹矣。
下片描写歌妓之艺。“遏云声”三句表现歌妓歌舞之美。“遏云声”即响遏行云之义,谓歌声美妙,使行云为之驻留不前。词人形容之不足,复以“占断晓莺春柳”喻之,谓歌妓拥有春日黄莺的美妙歌喉,听其高歌一曲,眼前似乎浮现出烟柳披拂,黄莺乱飞的春景。下边三句则由形入神,略点歌妓内心世界。歌妓“送目”(纵目)、“颦眉”(皱眉),若有所思,若有所怨,但是她们的内心世界没有谁明白。晏殊作为官僚,与歌妓分属于两个阶层,他虽然同情她们,但是毕竟不能真正了解她们。然而从“此情谁得知”的问句中,体现出晏殊对歌妓的不幸与痛苦的关心。
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