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诗的主题是北方边塞战士的乡愁，取材则集中于战士服役归乡途中的感慨。全诗可分三节，每节四句，首节写役满放归，叙述离家长久，思归之极；次节写来到家乡，叙述为国守边，戍地遥远；末节写感慨讽谕，指出朝廷漠视人情，不了解也不关切戍边战士的心情，而将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置于言外。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此诗情感真挚，语言质朴率真，是表现久戍思归主题的代表作。
不难看到，这诗的艺术构思汲取了《小雅·采薇》的一些经验，例如取材于战士归途的思想感情活动，交织即情与追叙的结构安排，采用对比、夹叙的表现手法等。但是《小雅·采薇》的主题思想侧重于褒扬战士的爱国精神，所以战士的内心矛盾主要是“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矛头指向外敌。而这首《杂诗》的主题思想则是讽谕朝廷不恤边卒，批评边塞政治不当，所以诗中不多涉及边塞民族矛盾扣军事情形，集中抒发“人情怀旧乡”和“胡宁久分析”，突出久戍不归的乡愁归思。由于主题思想比《小雅·采薇》单纯明确，因此它抒情性强，讽喻性突出，基本上不作叙事，从而使诗的旋律明快，节奏强烈，形成一种富有激情的基调，感讽弥深而气势充沛，动人心弦，促人省醒。钟嵘要求综合运用赋、比、兴的手法， “于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可见这诗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评论要求的。
从诗句看，起结两联都堪称佳句。“朔风”二句是赋而兴。开篇点明时节、地点，点出主题“归心”，这是“赋”的要求。但诗句意思是说，北风吹动秋茸，引起边塞的战马产生回家的心思。这并非直接的“赋”，而是一种能引起战士思归的物象，所以实质是“兴”。对全诗来说，这二句起兴，以鲜明形象、无尽感慨和充沛气势奠定了基调，成为贯串全诗的主旋律，因而是风力挺起的佳句。“师涓”二句是用典故的赋而比，实质是事比。诗人用师涓的故事，态度比较婉转，讽喻却很尖锐，旨在提醒朝廷长久不闻警诫亡国的声音，不察觉在戍卒乡愁思归之音中的不满与不安，其实关系国家的安危，因此，从讽谕美刺看，末二句亦是结得有力的，两相比较，各有特点。然而从南朝以来，评论都更欣赏“朔风”句，这与诗歌艺术思潮发展有关。
全诗手法多变，或写景以见情，或问答以表意，或正或反，或平叙或用典，其归宿点无不落到思乡之情的表达上，因而能以极平易的语言将征人思归之情写足。虽然模仿《小雅·采薇》却能出以己意，直抒胸襟，这在玄言诗风行的东晋诗坛上是十分可贵的，不失为同类题材中具有独特风貌的佳作。
此诗两章开篇都以“能兰”枝叶起兴，描述女诗人眼中“童子”的年幼无知。因为能兰的荚实与觽都是锥形，很相像，故诗人触景生情，产生联想。这位女诗人与诗中的“童子”，可能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关系非常亲密。可是，自从“童子”佩带觽、套上韘以来，对自己的态度却冷淡了。觽本是解结的用具，男子佩觽并没有严格年龄限制，与行冠礼不同。据《礼记·内则》记载：“子事父母，左佩小觽，右佩大觽。”《说苑·修文篇》也说“能治烦决乱者佩觽”，故毛传谓觽是“成人之佩”，佩韘则表示“能射御”。当时，贵族男子佩觽佩韘标志着对内已有能力主家，侍奉父母；对外已有能力从政，治事习武。正因为如此，所以诗中的“童子”一旦佩觽佩韘，便觉得自己是真正男子汉了，一下子稳重老成了许多。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一变化，在那多情的女诗人眼里，不过是装模作样假正经罢了，实际他还是以前那个“顽童”。最使她恼怒的是，本来他们在一起无拘无束，亲昵得很，而现在他却对自己疏远了，冷落了。因而“童子”的日常言行举止乃至垂下的腰带，无一不惹她生气，看了极不顺眼，甚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故意做给她看的。尽管他“容兮遂兮”，处处显示出一副成熟男子的模样，而她偏要口口声声唤他“童子”。“童子”的称呼，正包含着她似娇还嗔的情态，从这一嘲讽揶揄中不难察觉她“怨”中寓“爱”的绵绵情意。
全诗两章重叠，实际只有三个字不同，寥寥数语，就把“童子”态度的变化及姑娘的恼怒心理描摹出来了。这是诗经中惯用的复沓的手法，用以强调本意，诉说“童子”的不解风情。每章前四句一韵，后两句一韵，从乐歌的角度考察，后两句大约是附歌。
上片写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辛劳以及归来后歇宿的情景。词一开始，就描绘出苏轼带着酒意冒着山中阵雨匆匆赶路的形象。带酒冲山雨”，苏轼的劳苦以至于狼狈不言而喻（这同苏轼在黄州时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不可同日而语）。接着便转到写归来后酣睡的情景。当他赶回凤翔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放晴，苏轼似乎什么也顾不上，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连城里报晓的钟鼓声都没有听到。以上两句叙述，除了写出天气变化，表示人已归来（由“钟鼓”所示）之外，主要是从侧面表现出旅途的极度疲劳。苏轼还写到夜里或清晨（李商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做了一个梦。“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此句显然是用典，而不是梦境的实录。其用意可能有两点：一是表示行旅生活（虽然是短暂的）结束后的一身轻松，二是表示自己具有源于庄周的淡泊功名的意识，因为庄周梦中化为蝴蝶，物我不分，是意味着超然物外的。
下片着重抒写归来后的牢骚情绪以及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这两句反用或借用前人诗意，集中抒发了内心的不平和牢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仁宗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府任，陈希亮来代，陈氏驭下严肃，不假人辞色，而苏轼年轻气盛，每与之争议，胸中不平，时或流露于笔端。事实上，苏轼当时28岁，何谈“老去”。这大概缘于宋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喜欢称“老”。苏轼同时创作的《题宝鸡县斯飞阁》诗中的“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与此意正同。接着笔锋一转，“求田问舍笑豪英”。“求田问舍”，这一典故用来比喻辞官归隐。“笑豪英”，是说为英雄豪杰所耻笑，因为退隐等于放弃苏轼自己早年立下的报国的壮志。这句写出了苏轼进退两难的心情，而后苏轼在诗词中反复抒写这种情绪，表现了苏轼对仕途和人生的一种文化思考，凤翔之作仅仅是初露端倪。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是因为凤翔有东湖的缘故，这句是承上“归来”二字而言，又与开头写马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情景相呼应，表现出苏轼此次行役归来后轻松、欣慰的心情。
全词，先描写苏轼旅途的生活情景，再由景入情抒发感慨，反映了苏轼摆脱了仕宦名利、红尘俗务的束缚，以及旷达潇散淡然的人生情怀。
第一首小令着重写由旱而雨的转变给作者带来的畅快心情，一场雨水的到来让人们能够“欢颜笑颜”；第二首小令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描写了雨后庄稼茂盛生长之景。全曲借景抒情，语言通俗易懂，生动形象，轻快活泼，饶有情趣。
第一首，无尽等待之后雨水终于降临，绵绵连连地下着，冲刷着灰头土脸的村城，充盈着枯渴已久的水井，滋润着裸露龟裂的河床。作者望着及时好雨生发出幸福憧憬：田家能够吃到用高粱米煮的“薥秫饭”，书馆中清贫的生活也有了保证，耕读生活因为雨水的降临而显得更为安然自适。由己及人想得再远些罢，仿佛又已经看到秋天人们收完田间庄稼，带着欢颜笑语来到场园中纳稼，相互诉说着自家今年丰厚的年成。因为好雨带来的“年成变”让作者心间欢喜无限，而通过作者笔下欢快的联想又仿佛看到了农人们一张张笑意盈盈的脸，真切感受到农家平凡但不平淡的安乐生活。
第二首，作者从“雨”本身的刻画来展现内心满满的喜悦，由景生情的生动描写更能传达作者昂扬快意的情绪。“初添野水涯”从视觉上写出雨水降临使得野水漫涨的开阔景象，着一“初”字生动地写出作者因为长久热切的期盼而对雨水降临之时的分外关注，含蓄地传达出等待雨水的焦急心绪以及喜雨初降的疏放快意。“细滴茅檐下”则能从听觉上感受到雨水顺着茅檐滴落发出滴滴答答的轻快雨声，用一“细”字既写出雨水的细密丰沛又写出作者的观察入微，同时将喜雨带来的快感渗透在曲句之中。“喜芃芃遍地桑麻”描写的是作者在雨中看到的可喜景象，用“芃芃”二字写出遍地桑麻在雨水的浇灌下生长茂盛的样子，直接用“喜”字强化雨中观望的欢快情绪，对于农人来说，及时雨能够带来的好收成比什么都值得高兴。前三句写雨景，景语句句含情，作者因喜雨而生发的“喜”的情绪溢于言表。
“消灾不数千金价，救苦重生八口家”，作者饱含深情地写出普通百姓靠天吃饭的真实心声，由此能够真切体会农人在遭受旱灾、濒临绝境之后突逢淋漓喜雨陡然畅快、喜不自胜的心情。作者在表述中将喜雨拟人化，使得喜雨具有了为百姓消灾救苦的观世音菩萨一般的慈悲胸怀，直剖心声式的叙写让喜雨具有了别样的生命情怀，更加突出作者对及时喜雨的盛赞和感激。
小令的末三句，写作者目睹好雨连绵，因为满心的喜悦生发出美好的想象：花开得热烈，瓜结得硕大。作者巧妙地将全曲的焦点收束在“葫芦棚”中一个耀眼的“赤金瓜”上，由点及面地遐想喜雨之后的一派丰收景象。此首小令描摹细致、想象鲜活，通过自然纯朴的语言，按照盼、看、听、想的内在思路，使难以言表的喜悦情绪在字句的锤炼、意象的捕捉、细节的描写中完全迸发出来，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感染。
综观两首小令，因为及时好雨而生发无尽喜悦，一方面展现了归隐田园的作者源于生活的真实内心感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具有悯农情怀的作者与农人息息相通的深层情感。语言清新活泼，情感强烈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对及时好雨的赞美、感激和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