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以与刘禹锡《酬乐天咏老见示》赠诗对比赏析：
刘禹锡和白居易晚年都患眼疾、足疾，看书、行动多有不便，从这点上说，他们是同病相怜了，面对这样的晚景，白居易产生了一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并且写了这首《咏老赠梦得》一首给刘禹锡（字梦得）。 刘禹锡读了白居易的诗，写了《酬乐天咏老见示》回赠：“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帽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从白老的“咏老”诗中，看到作者的性格和行为。他们两人同在一年出生，也同享古稀高龄；而在遭际上，则大不相同，刘禹锡比白居易坎坷很多。早期，二人初入仕途，都有匡国救民之宏志。但遇到挫折后，白则本着传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旨而明哲保身。但刘则屡经坎坷而不屈不挠，直至老而不休。所以在思想上两人是同而又有别的。他们万劫余生，都享古稀高寿，晚年同在洛阳，亦官亦隐，日夕唱酬。上述两诗就是当时之作也，道出了他们各自肺腑之言。
在两首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两人对老的态度。白居易的诗生动地揭述老人之处境和心态；而刘禹锡诗除了写老态入木三分之外，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难怪结语两句能脍炙人口，历千年而不衰了。这并不是说刘写诗技巧比白高明，而是由于诗是言志，两人对人生看法有所不同。人生观的差异，反映在文字上也就各异其趣。结果就表现为消极和积极的分歧。刘禹锡诗之前六句是对白诗的回答和补充，后六句则是对“老”的颂赞，使人读后会觉得“老”并不可怕，而更充满希望。这是诗的可贵之处，自然百读不厌了。
小诗开篇即点题。“可惜”二字表明诗人对巴江柳的爱怜态度。第二句描写柳色。望王山下，巴江两岸，那成行成排的杨柳，柔条纷披，新叶繁茂，青葱凄迷，如锦似绣。倒映在水中，把一江春水都染绿了，以至于分不清哪是柳色，哪是水色，意境是新鲜、优美的。诗人不用“工笔”去刻画杨柳婀娜多姿的形态美，而是用“泼墨”去烘染它气象恢宏的色彩美，以色绘春，秀逸迷人，颇见匠心。“绿侵江”，兼用拟人、夸张手法，状柳色之丰盈、浓重、苍翠欲滴。杨柳执意要分绿与巴江，让江水与它同美，一起来装点春天。一个“侵”字写活了杨柳，赋予它动感和情感，可谓以一字而尽传精神。
杨柳不仅“风流可爱”，而且浓荫清凉，可以为夏日的人们消暑除热。于是诗人联想到，巴江柳应该“好向金銮”，“移阴绮窗”，去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辞采的富丽，衬托出希望的美好。《南史》记载，刘悛之为益州刺史，曾献蜀柳数株，齐武帝把它们种在太昌云和殿前，玩赏不罩，甚为钟爱。诗的后两句化用这个典故，但其用世之意更为明显。
这首诗一、二句咏物写实，作者倾笔于柳色，流露出不尽喜爱之情；可柳生巴江，不得地利，徒有其色，难遇知音，惋惜之意见于言外。三、四句由柳色想到柳荫，畅言巴江柳的辉煌前程，借历史典故，抒自我心志。但柳荫终未移入绮窗，有才难被大用，惋惜之意又深一层。由此可见，这“可惜”二字，实为全诗之主眼。而无限“惜柳”之情，正是诗人自伤沉沦、自叹失意的心灵写照。
李商隐这首咏物诗，不离不即，既切合于江柳，又在咏柳中表现自己的情思。全诗借柳写入，以虚衬实，景中含情，意在言外。
刘禹锡的乐府小章《杨柳枝词》，一共有九首，这是其中的第一首，可说是这组诗的序曲，鲜明地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革新精神。
首句“梅花”，指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用笛子吹奏（羌笛是笛的一种），其曲调流行后世，南朝以至唐代文人鲍照、吴均、徐陵、卢照邻、沈佺期等都有《梅花落》歌词，内容都与梅花有关。（见《乐府诗集》卷二四）这句意思说，起源于塞北的《梅花落》是用笛子吹奏的乐曲。
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相传西汉淮南王刘安门客小山之徒作《招隐士》篇来表现对屈原的哀悼。《招隐士》首句云，“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下文又两处有“攀援桂枝兮聊淹留”之句，所以刘禹锡诗中以桂树指代《招隐士》篇。《招隐士》虽然篇章短小，但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篇中“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两句尤为后世文人所赏爱，乐府杂曲歌辞有《王孙游》曲，南齐谢朓与王融、唐崔国辅均有歌词，即从此两句衍化出来。（见《乐府诗集》卷七四）次句意思是说，《招隐士》是淮南小山的歌词。《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
《梅花落》、《招隐士》虽是产生于西汉的作品，但长久流传后世，到唐朝仍为人们所吟唱传诵。唐代文士不但写《梅花落》、《王孙游》乐府古题诗，而且在其他篇什中也常咏及这两个作品。如李白诗云：“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落梅花”即指奏《梅花落》曲。王维诗云：“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送别》）即化用《招隐士》句意。这都可以说明这两个作品在唐代的影响。
刘禹锡固然也重视这两个作品的历史地位和长远影响，但他本着文学必须创新的原则，向时人提出：“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他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酬答，白居易有《杨柳枝》组诗八首，其第一首云：“《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的《杨柳枝》组诗九首，就是与白居易唱和之作，因此首篇“塞北梅花”一章，在构思、造语上都非常接近。比较起来，刘的“请君莫奏”二句比白的“古歌旧曲”二句，语言更为精警动人，因而赢得更多读者的喜爱。这两句诗，不仅概括了诗人的创作精神，而且那些致力于推陈出新的人们，也都可以借用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怀，因此可说含蕴丰富，饶有启发意义。
此篇上下两联都接近对偶，每联意思都对称，词语则是大部分对称，于大体整齐匀称中显出流动自然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