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开头的“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二句，选用江、山、云这些巨幅背景入词，同时用“远”字、“长”字预示行人辽远的去向，用“春”字、“暮”字勾勒出最叫人伤神的时令。因此，起首十字在点明“相留相送”之前，就已饱含了惜别的全部情绪。这首词的开头纯用景语，由于一二句意境高远，所以词篇刚一开始就将离别的愁绪，渲染得分外的浓烈，接着就有“相留相送”一句，似乎感情的即将汹涌而出了。谁知刚说完了这四个字，作者却突然打住，来了句“时见双燕语风樯”。“相留相送”的心情如何？作者反而欲说还休，这种写法既写出情之切，难以表达，同时又使文势跌宕，于一张一弛之中显出了作者炼句谋篇的功夫。“双燕语风樯”是借物写人，从侧面补叙“相留相送”中的情意。“满目”以下三句分别将别时所见、分手远去、别后独处三个环节写了出来。
词篇写别离，但离别情绪却没有用一个字来正面点染，只用当时所见的江、山、云、双燕、飞花烘托离人的辛酸，这在古人诗词中已属少见；至于将别去的速度写得那么迅疾，近乎是叠用由言别到分手到孤单的一个个镜头，则无疑又是抒写离人凄苦最有效的手段。用“千里”明提两地遥远的距离，用“沃”反衬愁肠回绕的痛楚，都极有分量。“回雁峰前路”是设想中的来日前程。回雁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首，相传秋雁南飞，至此而返。但是作者到了那里，返得了还是返不了呢？“烟树正苍苍”便暗示：那里渺茫难测，何从预料归期！可知，前途中山、水正多，词中独写“回雁峰”是有讲究的。
下半阕，作者用三个字的短句，选取漏、灯、马三种事物表现行人单调的旅途生涯。其中，写漏声用“残”，写灯焰用“短”，是在暗示作者经历着一个不眠之夜。“马蹄香”是用马蹄尚有踏花余香，来说明主人公驻足不久。然而漏残焰短，天亮在即，新的跋涉又将开始。“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写的是未来的旅程。词用“浮云飞絮”比喻旅人，是古人诗文中较为常见的；而“一身将影”用上“将”字，把“形只影单”的意思予以翻新，就开始露出逋峭之势；至“向潇湘”三字虽只引入地名，但潇湘为湘江的别称，位置在衡山之，连系上半阕中“回雁峰前路”一句，将词人心中的留连眷念之情刻画了出来。
“多少”以下三句写“一身将影向潇湘”时的情绪，其中“多少风前月下”即叙述自己的孤独，又比照往日风前月下的幸福与团聚，在对比中写尽思念，写透凄切。“迤逦天涯海角”从回雁峰、潇湘再往极远推开，并从“多少风前月下”的美好回忆中惊醒，于是自然吐出了“魂梦亦凄凉”这一撕裂肝肺的呼声。以“又是春将暮”结尾，既呼应“江上春山远”，又挽住不尽的跋涉：“无语对斜阳”既呼应“山下暮云长”，又挽住无穷的凄凉。有了这两句，就能总揽全篇大旨，使词作首尾连贯，浑然一体。此外，结处出现“无语对斜阳”的人形象，将所有的情思全凝聚在他那深沉的眼神里，也极耐寻味。
葛长庚有云游四方和道士生活的薰陶，因而他的作品清隽飘逸。这阕词赋离愁，从“春山”、“暮云”以下，选用一连串最能叫人愁绝的景物，间用比兴与直接抒写之法，多方面渲染个人情绪，写得愁肠百转，深沉郁结。然而词篇从“相留相送”写起，一气经过回雁峰、潇湘，直至天涯海角，又似江河流注，虽千回百转，却能一往直前。气脉贯通，气韵生动，实是词中珍品。
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