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写离别,却与一般离歌写法不同。作者并不正面渲染离愁别绪的深重,而是独出心裁地借助于新鲜丰富的联想,通过对人物心理感受的细致描绘,曲折委婉地写出离人沉挚的感情,含蓄空灵,别开生面。
该词上片写临别情景。先用写意手法疏笔勾勒别夜景色:“月破轻云天淡注。”微风吹拂云朵,月儿穿过云层,天淡如水,月光似银,呈现出一片朦胧恬淡的意境。这一句,显然从张先的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中得到启发,写入夜后凄清景象极为传神。同时,虽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人物的情思已寓于其中。接着,“夜悄花无语”,进一步将景与情交织在一起,“悄”,点明夜深人静,“花无语”,以花指人,实写人无语,即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之意,均以“无语”极尽惆怅心情之形容,不过这里化实为虚,手法更婉曲。“莫听《阳关》牵离绪”,紧承上句,点出“无语”的原因,原来是分别在即,离绪牵人愁肠。这里却说“莫听”,不忍听也。盖因其辞情、声情皆悲凄,此刻反增离人痛苦,故尔不忍听,离愁的深重难遣自不言而喻。无可奈何,只有借酒来麻醉自己的心灵,于是“拚酩酊花深处。”“酩酊”,已是大醉不已,更着一“拚”字,这就十分形象而又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人物因无法摆脱离愁而独对花丛拚命痛饮的狂态,透露出作者内心无法慰藉的痛苦和无可告语的悲哀。这样的描写,比柳永词中“都门帐饮无绪”效果更强烈,更能震撼读者。以上所写,不过是未别之情景,已使人凄然欲绝。
下片宕开一笔,推想别后情景:“明日江郊芳草路,春逐行人去。”用芳草写离情,是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手法,如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便是以芳草的无尽比喻离恨的绵长。这句却能用常得奇,自铸新词,使蕴意更加深厚。本是行人踏着芳草路远行,作者却想象是芳草追逐行人的脚步远去;本是人已远行而芳草依旧,作者却想象是人走春尽。这样,由芳草和离愁引申出来的春天和行人的内在联系,便使作者忽发奇想:如果能够阻止春天的脚步,不就可以留住远行的人了。那么什么能够留住春天呢?作者想到了酴醾,这是花期最迟、暮春才开的一种花朵,有诗为证,苏轼《杜沂游武昌以茶蘼花菩萨泉见饷》说:“茶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又有诗说:“开到萘蘼花事了。”待花事将尽再来开放,延长了花期,变相延长了春天的时日。人若能像荼蘼这样把春光、也把行人留到最后一刻是很好,但人世间每每事与愿违,“不似荼蘼开独步,能着意留春住。”春花到此时已剩荼蘼,故云“独步”。但纵使似荼蘼开晚,能“着意留春”,又能留得几时?何况“不似”乎!两句是宛转地说“强欲留春春不住”(欧阳修《渔家傲》)。留春无计,暗指留人无计,词到此戛然而止。下片写的是人物心中的一段痴想,虽不可能实现,却动人而又沉挚地表达了因无计留人而产生的深沉惆怅和叹惋,与上片的不忍分别相呼应,真实细腻地刻画出离人分别前的情绪和微妙的心理活动,别开生面,回味无尽。
第一首对吴人歌《陌上花》事作了概括的叙述。首句由眼前景物写起:春天时节,陌上鲜花盛开,蝴蝶在翩翩飞舞。这迷人的春色,跟“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时的景象并无不同。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吴越王朝早已灭亡,吴越王妃也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令人凄然的故事传说。故次句紧承首句,转出“江山犹是昔人非”,由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已成过往的人事,两相对照,发出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概。三四两句着眼于吴人歌《陌上花》事。尽管吴越王朝!的遗民已渐渐地衰老,但游女们仍在长声歌唱《陌上花》,以寄托对王妃的追忆与悼念。这说明《陌上花》流传颇广,在吴人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第二首写吴越王妃春归临安情景。春天来了,陌上的无数山花争奇斗艳,王妃按照惯例,乘坐富丽的翠軿,又来到了临安,吸引了过往的路人竞相观看。诗人以“山花”“翠軿”来衬托王妃的青春美貌,又以“路人争看”渲染王妃归来的盛况,透露出吴越王朝曾有的一点承平气象。三四句是设想之辞。意谓如能留得青春在,王妃即可遵从吴越王的嘱咐“缓缓而回”,尽情观赏临安旖旎的春光。“堂堂”,指青春。唐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摧人故故生。”青春,一语双关,有青春年华,也有春天之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然而,无论是春天还是人的青春年华,都不可能永存长在,因而,“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之类的风流轶事也必然有终结之时。
第三首慨叹吴越王的去国降宋。头两句即以鲜明的对照说明:吴越王及其妃子生前的富贵荣华,犹如草上的露珠,很快就消失了,但其风流余韵死后仍流传于《陌上花》的民歌中。前者是短暂的,后者是长久的;帝王的富贵与吴人无关,而他们的风流轶事,由于含有普通人的情感、爱情的因素以及多少带有悲剧的色彩,故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致通过民歌来传诵。最后两句写吴越王虽然已去国降宋,丧失了帝王之尊,却仍保留着“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惯例;可叹的是,“王妃”的身份已改变为“妾”,“路人争看翠軿来”的盛况大概不会再出现了。细品诗味,其中不无诗人的深沉感概和委婉讽喻。
这三首诗中都贯穿了“江山犹是昔人非”的历史哀思,而宛转凄然则成为作者的抒情基调。全诗虽以“吴越王妃每岁必归临安”的轶事为题材,却委宛曲折地咏叹了吴越王朝的兴亡,带有怀古咏史的性质。诗中感慨人世荣华富贵,虚名浮利的过眼云烟,皆如那草头露,陌上花,转眼即消逝凋谢不见;人们生前的一切荣华富贵,全如那清晨草头上的露水,不多久就散发消失;死后所留下的美好名声,也全如那路上的花朵,很快就会凋枯谢落。民歌原来就“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经苏轼润色创作的《陌上花》,既保留了民歌的基本内容,形式及其朴素自然的风格特质,又显得语言典雅,意味深长,诗情凄宛。诗中多用叠字,如“垂垂”,“缓缓”,“堂堂”,“迟迟”等,不仅恰切地描摹了人物的情态,且能增加节奏感和音乐美。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