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早在钟嵘《诗品序》中，就曾说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话。大自然中四时景物的变化足以感动人心，本来是千古以来诗歌创作中的一项重要质素，一般说来外界物象之所以能感动人心，大约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由于有生之物对于生命之荣谢生死的一种共感，所以见到草木之零落，便可以想到美人迟暮之悲，如同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修于芳春”。其二是由于大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运转，往往可以对人世之短暂无常，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即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在这两种情况中，物与心之互相感发都是较为明白可见的，在评赏时，也都较为容易解说。有些作品，物与心之间相互感发的关系，并不明白易见，其中确实具有一种深微幽隐的感发。冯延巳的这一首词，正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它传达的并不是什么强烈明显的情意，而是以锐敏细微的感受，传达了一种深微幽隐的情绪的萌发。
开端第一句“逐胜归来雨未晴”，先由时节和天气写起，在时节与天气之间，表现了一种矛盾情况。时节是美好的游春逐胜的日子，而天气则是阴雨未晴。“逐胜”，指春日争逐于游春赏花之事，意兴原该是高扬的，但阴雨天则使人扫兴。“雨未晴”似乎也透露一种将晴而未晴之意。诗人“逐胜”已经“归来”，虽在阴雨之中，却也未曾放弃“逐胜”的春游。在这种种矛盾的结合之间，便已显示了一种繁复幽微的感受，既有兴奋，也有怅惘。既有春光之美好，也有细雨之迷蒙。这开端一句看似非常平淡，实已具含了足以引发人心触动的多种因素。像这种幽微婉曲的情境，只有最为敏锐善感的心灵才能感受得到，也只有最具艺术修养的诗人才能表现得出来。
接着“楼前风重草烟轻”一句，写的正是这情绪触引中的眼前所见。“楼前”二字，表面只写诗人倚立楼头，为以下写楼前所见之景物做准备，但诗人“逐胜归来”，依然倚立楼头，就是内心由于逐胜之游引起了一种触引感发。“风重草烟轻”使心中原已触引起的一种感发，更为滋长和扩大。“风重”是说风力之强劲，“草烟轻”，是说草上烟蔼因风吹散而逐渐消失。表面写眼前将晴未晴的景色，然而“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种景色，正是引起人心微妙之触发的重要因素。北宋词人柳永就曾写过“草色烟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可见“草色烟光”的景色，确实可以引起人内心的一种感发。一个人如能够观察到风力之“重”与草烟之“轻”，此人必是已在楼头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了。于是诗人对四周的景物情事也就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与更为深刻的感受。因此下面继之以“谷莺语罗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的叙写。“谷莺”，是才出谷的黄莺，正是鸣声最为娇软之时，这种鸣声正代表了春天所滋育出来的最新鲜的生命。何况这种娇软的莺啼，又是从繁枝密叶的花树边传送过来的，有声，有色，这种情景和声音所给予诗人的感发，当然就较之第二句的“风重草烟轻”更为明显和动人了。如此逐渐写下来，大自然的景象便与诗人的情意逐渐加强了密切的关联。于是下一句的“水调声长醉里听”便写到了人的情事。“水调”是一种哀怨动人的曲子。“水调”且“声长”更可想见共声调之绵远动人。何况诗人还在后面又加了“醉里听”三个字，这就不仅写出了饮酒之醉，而且因酒之醉更增加了诗人对歌曲的沉醉。这首词从开端的时节与天气一直写下来，感受愈来愈深切，写到这里，真可以说是引起了干回百转的无限情思。有了如此幽微深切的感发，便不由人不想到要寻找一个足以将这些情思加以投注的对象，于是诗人遂终于在最后写出了“款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两句深情专注的词句。这二句真是表现得珍重缠绵。“款举”是极其珍重尊敬的态度，“金觥”是极其珍贵美好的器皿，金觥中又是极其芳醇的酒浆，最后更加一“劝”字，当然是劝饮之意，如此珍重地想要将芳醇的美酒呈献给一个值得呈献的人，诗人心中所引发洋溢着的是无比深挚芳醉的情意。最后结之以“谁是当筵最有情”，意谓：在今日的筵席之上，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体会这种深浓的情意，值得呈献这一杯美酒的有情人呢？于平淡的叙写中逐渐加深了情意的感发，表现出内心深微幽隐的一种投注和奉献的追寻与向往之情，这正是冯延巳词的一贯的特色。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
此词与《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作于同一时期，其主旨相近，但又侧重于抒发别情和对被频频调动的不满。同时因为是用小令写作，风格也特别含蓄蕴藉，体势既整饬又流美。两年之内，作者因频繁调动而心情十分抑郁，险恶的宦海风波，使作者无法实现恢复中原的壮志。现在又值与友人别离之际，更觉难以为怀。起韵借聚兴感，直中藏曲，表达了作者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
起首二句，借聚散兴感，直中藏曲，吐露自己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作者从淳熙三年到五年的短短二年时间内，先后被调动四次，匆匆来往于今江西、湖北等地，简直疲于奔命，来不及有所建树。对此，作者以一切“二年遍历楚山川”作出形象的概括。作者被频繁调动的原因是未加明说，只以“不偶然”来点出隐情，更耐人寻味。“不偶然”，就是必然，作者已经体会出了被频频调动的必然性。迫思以往经历，作者不能不想起，在作者当年“旌旗拥万夫”来归时，南宋统治者立即解除了作者的武装，而已将作者部下的万余义军当作流民疏散安置到推南各州县；作者也不能不想起，此后作者一直没机会担任军事工作，只能滞留在地方官（偶尔也作京官）的位置上，而且常被调来调去，难以安顿和筹划建树。想起这些，作者不能不感到南宋统治者对作者这样一个赤心来归的爱国者的防备和猜忌，也令作者感到特别痛苦和不满。作者曾经自呼为“江南游子”，作者曾经叹息过只能醉吟风月，作者曾经以酒消愁，都是为此。因此，这里的“不偶然”一语，包含无限悲愤。下两句，忽然一转，转到饯别的宴会上来，写作者只愿意和朋友一起为了美丽的风光而畅饮，而不愿让离别的歌曲深化作者的别离之愁。这在章法上，是切合题面。而细味其意，其中仍含着无计可施、只得自我排遣的愁情。意脉似断未断。
下片起句，承上文的“酬风月”而来，写饯别处的东湖美景如画，实是表达对于豫章的依依眷恋之情。“绿带”、“青钱”用以状流水、荷叶之貌，涉笔成趣；“萦”字、“点”字，赋活了景物，而又似信手拈来。“春水碧连天”，以夸张的笔触，显示出作者对于此地风光的无比喜爱之倩。结尾两句，想象别后殷切思念朋友的情境，妙在情景交融。尤其是“后夜相思月满船”之语，写境不隔，写情浓郁，简直是妙手偶得的佳句。
《小雅·采芑》诗的开首以“采芑”起兴，很自然地引出这次演习的地点：“新田”、“菑亩”。紧接着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出现在旷野上，马蹄得得，敲不碎阵列中之肃穆严整；军旗猎猎，掩不住苍穹下之杀气腾腾。在这里，作者以一约数“三千”极言周军猛将如云、战车如潮的强大阵容，进而又将“镜头的焦距”拉近至队伍的前方，精心安排了一个主将出场的赫赫威仪。只见他，乘坐一辆红色的战车，花席为帘、鲛皮为服，四匹马训练有素、铜钩铁辔，在整个队伍里坐镇中央，高大威武而与众不同。真是未谋其面已威猛慑人。诗的第二章与上大体相同，以互文见义之法，主要通过色彩刻画（“旗旐央央”，“约軝错衡”），继续加强对演习队伍声势之描绘。在对方叔形象的刻画上则更逼近一步：“服其命服”的方叔朱衣黄裳、佩玉鸣鸾、气度非凡。同时也点明他为王卿士的重要身份。第三章格调为之一变，以鹰隼的一飞冲天暗比方叔所率周军勇猛无敌和斗志昂扬。接下来作者又具体地描绘了周师在主帅的指挥下演习阵法的情形：雷霆般的战鼓声中，战车保持着进攻的阵形，在响彻云霄的喊杀声中向前冲去；演习结束，又是一阵鼓响，下达收兵的号令，队伍便井然有序地退出演习场，整顿完毕后，浩浩荡荡地返回营地。（“伐鼓渊渊，振旅阗阗”）。第四章辞色俱厉，以雄壮的气概直斥无端滋乱之荆蛮（“蠢尔蛮荆，大邦为仇”）。告诫说，以方叔如此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之师旅讨伐荆蛮，定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敌之军，拔敌之城，俘敌之人，败之于谈笑挥手之间（“方叔率止，执讯获丑”）。
统观全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此诗并非实写战争，而是写一次军事演习。这从诗中“师干之试”等处可证。其二，此诗从头至尾层层推进，专事渲染，纯以气势胜。
这首组诗见于小说第三十四回。
这三首绝句是林黛玉用泪写就的，是黛玉第一次比较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宝玉的感情和对未来的忧心，也是他们两人感情明朗化的一个开端。题写这三首诗之后，他们几乎没再有像之前那样的争吵过。
第一首主要是林黛玉回顾与贾宝玉两情未通前的痛苦和两情相通后的喜悦；第二首进一步抒发黛玉对宝玉挨打的深切同情和悲哀，表现他对宝玉之爱的一片赤诚；第三首诗借湘妃的故事以古喻今，抒写黛玉对宝玉情义之深笃，也预示了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这三首诗是小说女主人公林黛玉对男主人公贾宝玉爱情的心血之流注。组诗通篇都闪烁着泪珠，黛玉的形象跃然纸上。
这三首诗在小说中的作用，全在于联系宝玉挨打这件事，表明贾宝玉、林黛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他人。只有将它放在具体的情节中，对比薛宝钗、袭人的不同态度，才能看出贾宝玉、林黛玉的互相同情、支持。贾宝玉被打得半死，薛宝钗来送药时虽然也露出一副怜惜的样子，但心里想的却是“你既这样用心，何不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老爷也欢喜了，也不能这样吃亏”，还“笑着”说“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据我想，到底宝兄弟素日不正，肯和那些人来往，老爷才生气的。”处处卫道，处处维护贾政，实际上是用所谓“堂皇正大”的话把贾宝玉教训了一顿。袭人则乘机在王夫人面前进言，大谈贾宝玉“男女不分”，“偏好在我们队里闹”和“君子防未然”的道理，从中挑拨贾宝玉、林黛玉关系，建议“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她的话吓得王夫人“如雷轰电掣的一般”（据《红楼梦》戚序本），并骗取了王夫人的宠信，为后来抄检大观园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相互体贴、了解和林黛玉的一往情深、万分悲痛，顺便也写了贾宝玉身边唯一足以托付心事的忠诚信使——晴雯，这都是大有深意的。
其次，“还泪债”在作者艺术构思中是林黛玉悲剧一生的同义语。要了解“还泪债”的全部含义，最好的办法是读曹雪芹原稿中后面所写的林黛玉之死的情节，但这一部分，后世读者已看不到了。不过，作者的写作有一个规律，多少可以帮助读者弥补这个遗憾，即他所描写的家族或人物的命运预先都安下了伏线，露出了端倪，有的甚至还先有作引的文字。描写小说的主要人物林黛玉，作者更是先有成竹在胸，作了全盘安排的。在有关林黛玉的情节中，作者先从各个方面挖好渠道，最后都通向她的结局。
这三首绝句始终着重写一个“泪”字，而这泪是为她的知己贾宝玉受苦而流的，它与林黛玉第一次因贾宝玉摔玉而流泪，具体原因尽管不同，性质上却有相似之处——都为脂砚斋评语所说的知己“不自惜”。这样的流泪，脂砚斋评语指出过是“还泪债”。但好久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看法，以为林黛玉总是为自身的不幸而伤感，其实，贾宝玉的不幸才是她最大的伤痛。为了贾宝玉，她毫不顾惜自己。贾宝玉挨打，她整天地流泪，“任他点点与斑斑”。“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却为谁？”诗中将这个疑问提出，为“还泪债”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黛玉在此落泪，又似乎是在暗示她跟宝玉最终悲痛分离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