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二句以以豪情激昂之调开头,作者回忆当年的英勇战斗。征途跨越万里,穿越茫茫沙漠,携国君之命领兵踏上征讨匈奴之途。以长途奔袭、不畏艰苦、孤军深入、敢斗强敌,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私、忠诚于国家的情怀。《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李陵率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被三万匈奴军所包围,李陵在不利的地势中,击毙敌人数千。单于集合八万兵围攻,李陵军且战且退,艰苦突围,又斩匈奴三千余人,单于派其子率兵激战,李陵复杀敌数千。诗一二句的英勇自豪情调是为国立功之心的表现。“为君将”一语表白了他英勇战斗的动机,也为下文对汉武帝的刻薄寡恩从反面铺垫,遥相映衬。
三四句道出战败投降的不可挽回之遗憾。突围之路已断绝,箭矢用尽,刀刃变钝,士卒死伤殆尽,迫不得已屈服于敌人,名声扫地。这两句话蕴含着四层深意,说尽众寡悬殊、损兵折将的惨状,也抒发出腼颜事敌的奇耻大辱。司马迁《报任安书》曾这样述说李陵当时的困境,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而李陵一声令下,士兵个个奋起,纵然箭矢已尽,仍以空弦凶悍,冒着白刃之危,无不向北,积极迎战,志在必死与敌。又认为,李陵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权衡,寻找适当时机,再度斩杀敌人,重返汉军阵营。这两句诗从严以律己的高度,述说艰难羞辱,感情更深。
最后两句向苏武和汉使者说明不能归汉之因,弦外之音斥责汉武帝杀戮李氏家属的绝情与残忍。《汉书·李广苏建传》载,汉武帝误听说李陵为匈奴练兵,于是族灭李陵一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陵又畏惧归汉后再受戮辱,于是在匈奴二十多年而死,没有回归故土。这两句诗包含着这样复杂的情感:抱怨、隐痛、惋惜。
李陵故事流传极广,历久不衰。这是因为历史上存在着士大夫阶层忠诚而不得其所的怨愤,也存在着人民对封建帝王专断独裁、行刑诬枉的不满。可以从李陵事件和李陵歌中看到自己的身影,体味到类似的感情。这首歌言简意赅,语短情深,真实地抒发了李陵在彼时彼地万感交集的心声。
这首词抒发了作者收复祖国山河的雄心和壮志难酬的悲愤。上片写重游太湖的感触。太湖之景天下胜,而今沦陷,可自己又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下片着重抒情,作者先用鲈鱼、美酒来强调太湖的美和平静的生活,接着写和平生活遭受破坏,激起报国雪耻的爱国热忱。全篇悲怆激愤,波澜起伏,首尾呼应,唱出了爱国志士的心声,风格沉雄、豪放。
此词系题于吴江桥上,因而全篇紧紧围绕江水立意。“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这里的“几”含有说不清多少次的意思,它与“平生”“短棹”配合,把往日太湖之游写得那么轻松愉快,为下文抒写愁绪作了铺垫。“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陡然转到当前。接下去的词句是感情的连续抒发。一方面留下悬念,另一方面先把感情凸显出来产生感染力。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以剑换舟,暗示报国无门,只好终老江湖。但是这三句用“拟”字领起,分明说只是打算。“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这两句申足前三句句意:先说自己无意做官,后说归隐不能。上片把出处进退的各个方面都已说尽,全篇似乎可以就此收束,然而作者并没有说明,他何以有进退之想,以及最终是进是退,这又预示着必有新意要说。用这种似收似起的句子结束上片,是填词家所追求的胜境。
下片起头“脍新鲈,斟美酒,起悲歌”三个三字句,音节疾促,势如奔马,作者的感情从中喷涌而出。“脍新鲈”字面上直承“渔蓑”“丘壑”。不过上边已说“归去老渔蓑”未成,”丘壑”之隐也已蹉跎,因而它同上片又好像无关。这种似承似转的过片法,也是大手笔的绝技。从内容着眼,“新鲈”“美酒”都是至美之饮食,但后面接上的是“起悲歌”。此所谓以乐衬悲、愈转愈深者也。“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这里开始回答“何事愁与水云多”,也呼应“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岂谓”表达作者没有想到、出于意外。全句意谓自己生长于太平盛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饱尝了兵戈之苦。
“欲泻三江雪浪,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挽天河”出自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杜甫这首诗,是东、西两京收复后,官军继续进击安、史叛军时所写,设想天下大定之后,便如周武王既克殷,可以“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史记·周本纪》)。词用这句气势磅礴的“挽天河洗甲兵”,移用于“净洗胡尘”,这是一个改造;接着又说“不用挽天河”。只须“泻三江雪浪”去“净洗胡尘千里”。这又是一个改造。以“三江雪浪”这一“本地风光”代替“天河”,构想新奇。南宋爱国诗词运用“挽天河”这个出典,多只用其字面,要“洗”的已不是“甲兵”,而是蒙了“胡尘”的山河。这首之外,如张元斡词《石州慢·己酉秋吴兴舟中作》“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陆游诗《八月二十二日嘉州大阅》“要挽天河洗洛嵩”都是。不过,这三句用“欲”字领起,也分明说只是有此打算。正因为有了这一打算,上片中所说的以剑换舟的打算才未实现,丘壑之隐也才蹉跎。结尾“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霄汉”这里暗指朝廷,作者满怀报国志向,可是面对朝廷只能使浓愁变成伤心的双泪,因为统治者并不允许人民通过战斗收复失地,作者的一切设想,也都因朝廷的妥协投降而变成了泡影。
这阕词慷慨悲壮,每个字的后面都激烈跳荡着一颗被压抑的爱国心。词中不断掀起的波折,反映了在国事不宁的情况下个人身心无处寄托的彷徨和苦闷。千百年后读之,仍然使人感叹无已。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