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朝为官时的欢乐。开头两句从退朝以后说起:“飞骑轧,鸣珂碎醉,写出了他们退朝以后联骑奔驰的快意情状。“齐歌醉两句写他们公余之暇的征歌逐舞,有动听的歌声,有婀娜的舞姿。他写这些,主要是表现他们得意时期的深契豪情。“严鼓断醉两句里,可以想象得到,他们酒酣耳热之际,会纵谈国家大事,会谈诗论文,如果有他们的老师苏东坡座的话,气氛会更加活跃,一定是庄谐杂出,议论风起。可惜政治风云的突然变化,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公元1094年(绍圣元年),章执政,元祐党人都被贬官,他和秦敦等人观连遭贬谪,不复相见。
词的下片写他对秦观的沉痛悼念。“洒泪谁能会醉表明自己的哀苦心情没有人能够领会,其实他的哀苦心情是不难领会的,他是悼念秦观,实际上也是自悲自悼。秦观已死,坟有宿草,而他仍奔赴贬所途中,岂能久生!他追和秦词的次年亦即崇宁四年九月三十日,果然死宜州。“醉卧藤阴盖醉,用的是秦观《好事近》词中的句子。由秦观的词,想到了秦观的死,他感叹“人已去醉而“词空醉,言外之意是对秦观之死,表示痛惜。“兔园醉两句里,更强烈地表露出他的痛惜心情。“高宴醉之所以“悄醉,“英游醉之所以“改醉,是因为秦观已不人间。他赞赏秦观的学识与才华。秦观之死,对他来说,是失去了一位交谊深厚的朋友,秦观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是无情的政治风波吞没了他的生命。“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醉秦观的死,使他感慨百端。这是全词的警句,集中地表现出他的沉痛情绪。
这首追和秦观的《千秋岁》词,是非常老成的作品。感情深沉郁勃,上片的欢乐,与下片的悲愤,形成强烈的对比,反映出政治局面的重大变化,从中抒发出悼念故人的深情,同时也表露出自己的身世之感,切身之痛。“波涛万顷珠沉海醉和秦词末句“飞红万点愁如海醉相比,不相伯仲,比起孔毅甫和词末句“仙山杳杳空云海醉,却又要劲健、形象得多。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词的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素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素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素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素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