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宋词人周邦彦的一首爱情词。
恋人们谈情说爱,很注重选择环境。如幽雅的小径,浓密的树荫,清新的空气,嫩绿的草坪,悠悠的湖水,淡淡的月色,蒙蒙的薄雾,等,能造成一种和谐、安宁和神秘的抒情氛围,给双方提供一种心灵得到净化,情绪获得安抚,感情引起愉悦的美感效应。
词一开首,便以上段大半篇幅交待恋人所处环境:湛蓝明净的天穹,散飘着几朵橙黄透亮、轻盈菲薄的鱼尾霞,它的莹莹光泽,将远方的树林镀上一层淡黄的亮色,翠绿的草地和绿色的树林平整得壁也似的与天相接。近处,纤尘不染的树叶,在朝暾的辉映中,像半透明的碧玉叶儿一般,迎风轻举,光华熠熠,眩人眼目。就在彼时彼地,一对恋人相逢了。这哪里是相逢在人间!分明是蓬莱仙境啊!“一笑相逢”,是此词所再现生活事件的主要内容。词中叙事性话语还提示读者:这对情人幽会的地点,当在远隔闹市、风景优雅的处所。他们之间有十分真挚的感情,作者认为他们的感情是纯洁而高尚的,所以写他们相逢,彼此都感到尘世间那些风月场上庸俗的爱,如同尘土一般低下、无聊。
“剪水双眸云鬓吐”,选择眼睛和鬓发为视点,极写女方雍容袅娜的美貌。那一对水汪汪的明亮的眸子,仿佛被上下眼睑一眨一眨地剪开,显出一种流动的韵律之美;那蓬松轻盈而细滑的黑发,如云朵般向外喷吐,也是以一种动势,写其秀发的诱人的青春活力。
接着写两人情投意合的亲切情状。女方不断劝酒持觞,像倾瓢酌天浆一样,使对方有一种陶醉的幸福感。“醉倒天瓢”,是以浪漫的夸张手法,写女方的殷勤以及男方酒逢知己饮的爽快和尽兴。典出韩愈《调张籍》诗:“举瓢酌天浆”。此刻女主人公仍旧谈笑风生。醉眼朦胧的男子听到心爱的人的欢声笑语,只觉得眼前缭绕香烟,是从伊人笑语里生出的青雾,弥漫在房间,真实地表达出当事人如醉如痴、似仙似梦的意态。这对情侣的欢情,至此已达高潮。女主人公此刻忽乐极生悲,她暗自叮嘱自己:趁此次相会还未完结,就须好好记住这次相逢的情景了!因为这是好几度的落泪,等了好些个年头才盼来的相聚呵!
“桃花几度吹红雨”,指女主人公会面前的相思痛苦,就像桃花被风雨摧残一样,经常胭脂与热泪交流。“几度”花落,还暗含过了几个年头的意思。正由于“桃花几度吹红雨”,便更应该珍惜今日,珍惜此刻。
这是一首典型的写情人幽会的叙事性作品,尽管像“人间风月如尘土”这种评价性话语含带抒情因素,但整首诗的创作目的之重点是在写一个特殊场景中人物的特殊生活体验及心理意绪,而并不是为了抒发内心情感。作者创造出的这个情人幽会的生活场景,像一个动人的戏剧片断一样,给读者留下了非常美好和深刻的印象。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曹丕残害弟弟,表达了对曹丕的强烈不满,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是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是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全诗以箕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中有提醒和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其它诗作不一致,因为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读者的欣赏。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