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花间集》收温庭筠的《菩萨蛮》词十四首，都是写女子相思离别之情，这是其中的第十首。

　　这首词起句写人妆饰之美。“宝函钿雀金鸂鶒”，可以想象一幅美人晨妆图：一位女子春晨妆梳，打开妆盒，手拈金钗。映入眼帘的是一对镂金的紫鸳鸯。次句写人登临所见春山之美。“沉香阁上吴山碧”，亦“春日凝妆上翠楼”之起法。登上自家的香阁，伊凭栏远望。江南的绿水青山，十分可爱。“杨柳”两句承上，写春水之美，仿佛画境。晓来登高骋望，触目春山春水，视线难收，于是再放眼一望——“杨柳又如丝”，一个“又”字，透露了女子内心的跃动，能传惊叹之神，且见相别之久，相忆之深。这个“又”字，还使得下一句“驿桥春吴时”，这个本非眼前之景，也能勾粘得紧密无间。这两句写柳丝拨动女子心弦，使她想起那个春吴潇潇的日子，曾经和情人在驿外桥边折柳送别，依依惜别的情景如在眼前，而此时离人不知在何处。这就利用时空的交替，创造出耐人寻味的意境，这是温词凝炼、深密的典型笔法。

　　上片的结句回忆驿桥送别，下片接写别后。“画楼音信断”，说明人去信断。“芳草江南岸”，抒发了春归人不归的隐痛。末两句，自伤苦忆之情，无人得知。“鸾镜与花枝”，以花枝喻人。美艳如花之人，而独处凄寂，可见其幽怨之深。“此情谁得知”，千回百转，哀思洋溢。这个结句是全词感情分量最重的一句，也是全词的高潮。

　　此词是送别之作。“御带”，又为“带御器械”，是武臣的荣誉性加官。

　　“红玉阶前，问何事、翩然引去？”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问何事”，语气也显得比较重。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湖海上、一汀欧鹭，半帆烟雨”，写其“翩然”之状：出朝后漫游湖海，与鸥鹭为友，出没于烟波雨浪，显得多么自在、轻快。“海客无心随白鸥”，似乎友人对这种境遇还很满足。作者这里有意引而不发，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这里是回答了，经过上面一番周旋，显得有很重的感情份量。辞官后遨游江海固然自在浪漫，但辞官实是无奈之举。虽有报国之志，济时之策，怎奈落得“空自怨”

　　“从谁吐”，用问句表达出来，其中含有无奈、落寞、怨恨、孤独等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过垂虹、亭下系扁舟，鲈堪煮。”垂虹亭位于吴江长桥头，这里是南宋连贯东西水路必经之地，李珙离临安往西自然经过这里。这里还有一处著名的古迹：晋代吴江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想起家乡的鲈鱼脍，于是慨然叹道：“人生贵在适志，安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哉！”便辞官返乡。后人在这里建有鲈乡亭。“垂虹亭”地名融合典故用在这里很合适：友人经过此地正是鲈肥堪脍时节，可尽地主之谊；友人亦是辞官归去，正与张翰同怀，可谓异代知音，不妨小住。并且有用张翰“人生适志”安慰友人之意。“鲈堪煮”，“堪”字耐人寻味，除了传达出主人殷勤款留之意外，还替友人表达了心里的多少不得已！

　　“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可以说，这里才是送别之题，上片全是题前之意。由于题前之意写得很充分，别意就显得分外珍重、深厚了。“留君住”须“拚一醉”，这种态度表现出了多么执着、灼热的感情，“歌一曲”中有着多少依恋、怜惜。“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友人此去，怅然若失，仿佛在追循友人足迹似的。顺承上句，这种意思是明显的。

　　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李珙大概是四川人，四川人来下江做官，路途遥远，一旦罢官就有流离之感。吴潜友人吴泳也是四川人，在写给吴潜的信中就说：“西州（指四川）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如果是这样，那么“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就有双层含义：一为问询，一为慨叹，即罢官之后很可能“无所于归”，天地之大，难道没有你容身之处？其中的关切、忧虑表露无遗。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是紧相联贯的。

　　“世事悠悠浑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许！”还有收拾旧山河这样的大事业等待成就，朝廷本该多多任用贤才，但李珙这样有志又有才的人却被迫辞官漂泊江湖，这真让人又痛惜又悲愤。“试举头、一笑问青天，天无语，”不理解，因而发为天问。“一笑”，是被悖谬所激怒的笑。读到这里，读者可以想见作者在向青天发问：人世间的举措何以如此荒唐，是非何以如此颠倒？“天无语”，他得不到回答，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

　　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愦表示了强烈愤慨。这些情绪的表达是有层次的推进，词中的几个问句显示了情绪推进的节奏，结句达到了高潮。从全词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吟咏屈原的诗词，也有相当多的是一些迁客骚人，宦游经过秭归等地时，于羁旅之中吊念屈原，含有对自己身世遭际的感叹。诗人同情屈原的可悲命运，把个人遭受排斥打击的忿恨和不满压抑在心中。柳宗元还写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引屈原为知己，抒被贬谪抑郁忧愤之情。

　　“南来不作楚臣悲”，南来，点明自己的处境；写诗人回顾贬湘时，已下定决心，不作悲怆的楚臣。即不愿像屈原那样因愤世而怀沙自沉。“不作楚臣悲”，表明自己的心境，自己不会像届原那样，因忧国忧民而自沉于水。为何不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表明诗人憧憬未来，有信心励精图治，再干一番事业。诗人以一达观的心态，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开头二句写事、抒情，皆未言及风，三句则引入风的描写。

　　“为报春风汨罗道”，述说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又来到汨罗，这条路不是沉沦之路，而是充满希望之路。诗人为了答谢在汨罗江旅途道上春风吹拂，“莫将波浪枉明时”，再次指出不能像汨水的波涛淹没到大湖中，而是下决心不辜负元和中兴的美好时光。波浪，人生波折，社会动荡。“莫”、“波浪”、“枉”、“明时”暗寓出诗人不因为遭受到挫折而耽搁了自己在政治清明之时施展才干的情愫。

　　观此诗作，以七绝近体而存古韵，以平实质朴而寄深情，中唐以后少有人能及。东坡尝评子厚之诗：发纤秾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此诗没有刻意渲染，只是平实的语句，却能感人至深；没有刻意表白，只是普通的叙述，却是发自肺腑。诗中写江中遇风，并未具体写风的表现，而是以人生的经历、体验作为主要表现内容，将“春风”作一点缀，以此与作者那乐观的心境相互映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