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犬子，祝龟龄。天教二老鬓长青。明年今日称觞处，更有孙枝满谢庭。
同犬子，祝龟龄。天教二老鬓长青。明年今日称觞处，更有孙枝满谢庭。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
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此词表现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上片写静美，而从听觉入手，以声响状环境之寂，组成一幅幽美宁静的初夏美人图；下片写动美，却从视觉落笔，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营造出一种清丽欢快的情调，显得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全词以描写为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写人写景细腻精致，注意景物描写、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写的是初夏时节的闺阁生活，采用从反面落笔的手法，用一幅幅无声画来展示大自然的生机。整首词淡雅清新而又富于生活情趣。
上片写初夏已悄悄来到一个少女的身边。
“绿槐高柳咽新蝉”，都是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枝叶繁茂的槐树，高大的柳树，还有浓绿深处的新蝉鸣声乍歇，一片阴凉幽静的庭院环境。“熏风初入弦”，又是初夏的气候特征。熏风，就是暖和的南风。古人对这种助长万物的风曾写有《南风歌》大加赞颂：“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据《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意即虞舜特制五弦琴为《南风》伴奏。这里的“熏风初入弦”，是说《南风》之歌又要开始入管弦被人歌唱，以喻南风初起。由于以上所写的景物分别诉诸于视觉（绿槐、高柳）、听觉（咽新蝉）和触觉（熏风），使初夏的到来具有一种立体感，鲜明而真切。
“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进入室内描写。碧纱窗下的香炉中升腾著沉香（即水沉）的袅袅轻烟。碧纱白烟相衬，不仅具有形象之美，且有异香可闻，显得幽静闲雅。这时传来棋子著枰的响声，把正在午睡的女主人公惊醒。苏轼有《观棋》四言诗，其序云：“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人皆阖户昼寝，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意欣然喜之。”诗句有云：“不闻人声，时闻落子。”这首词和这首诗一样，都是以棋声烘托环境的幽静。而棋声能“惊”她的昼眠，读者可以想象，在这么静的环境中，她大概已经睡足，所以丁丁的落子声便会把她惊醒。醒来不觉得余倦未消，心中没有不快，可见首夏清和天气之宜人。
下片写这个少女梦醒来以后，尽情地领略和享受初夏时节的自然风光。
歇拍二句，写弄水叶面，琼珠碎而复圆，更觉清新可爱。“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又是另一番园池夏景。小荷初长成，小而娇嫩，一阵细雨过去，轻风把荷叶翻转；石榴花色本鲜红，经雨一洗，更是红得像火焰。这生机，这秀色，大概使这位少女陶醉了，于是出现了又一个生动的场面：“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这位女主人公索性采摘荷叶后到清池边玩水。水花散溅到荷叶上，像珍珠那样圆润晶亮。可以想见，此时此刻这位少女的心情也恰如这飞珠溅玉的水花一样，喜悦，兴奋，不能自持。
在苏轼之前，写女性的闺情词，总离不开相思、孤闷、疏慵、倦怠、种种弱质愁情，可是苏轼在这里写的闺情却不是这样。女主人公单纯、天真、无忧无虑，不害单相思，困了就睡，醒了就去贪赏风景，拨弄清泉。她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愿把自已融化在大自然的美色之中。这是一种健康的女性美，与初夏的勃勃生机构成一种和谐的情调。苏轼的此种词作，无疑给词坛，尤其是给闺情词，注入了一股甜美的清泉。
描写是这首词的主要表现方法。它注重景物的描写、环境描写与人物描写的交叉运用，从而获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上片由绿槐、高柳、鸣蝉、南风等景物描写与碧纱窗、香烟、棋声等环境描写，以及午梦初醒的人物描写共同构成一幅有声有色的初夏闺情图。下片又以微雨、小荷、榴花等景物描写与洗弄清泉的人物描写结合，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图，女主人公的形象卓立其间。同时他还注意了动态描写，且不说“棋声惊昼眠”、“玉盆纤手弄清泉”的人物活动，就是景物也呈现出某种动感。小荷为微雨而翻动，可以想见它的迎风摇曳之姿。榴花本是静物，但用了一个“燃”字，又使它仿佛动了起来。这些动态描写对活跃气氛，丰富画面无疑起了有益的作用。
此词景中含情，将众多的景物以情纬之，故散而不乱，给人以整体感。作者善于抓住细微的心理感受并在无形中将客观环境的细微变化加以对比，通过景物描写、环境描写，构成一幅活泼自然的庭园野趣，并在其中寄寓女主人公的单纯、天真和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词中的少女形象，与一般闺情词中疏慵倦怠、孤闷愁苦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充满了美好清新的勃勃生机和青春气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中活泼健康的少女形象，与初夏时节富有生气的景物、环境，构成了一种和谐、清丽、灵动的情调，令人流连忘返。
这首诗描绘王昭君的美貌，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的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同时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
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
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