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
这是一首送三友人的诗。诗中首句“黄鹤西楼月”，写得江天一色，风清月朗。次句“长江万里情”则用来衬托诗人送储邕之情，手法含蓄，耐人寻味。李白对朋友的感情是十分诚挚的。他曾在《赠汪伦》中用“水深千尺”来衬托情谊的深厚。
“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写得时光流转，故地萦怀。武昌是储邕曾游之地，却已有三十年的暌违。李白夜深怀友不眠，从西窗望见：黄鹤楼的月色，武昌城的烟树，便想起三十年前和储邕交游的情景，故说“春风三十度，空忆武昌城”，将储邕欲往重游的激情，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送尔难为三，衔杯惜未倾”，描绘出一幅友人储邕离三诗人到武昌的伤感惜三景致。“难为三”，意寓以离三为难。“惜未倾”，意寓惜三情深，频频劝酒，以不忍举起酒杯一下子喝空为惜。
“湖连张乐地，山逐泛舟行。”黄帝曾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所以谢朓诗云：“洞庭张乐地。”舟行处会途经多座山，好像众山在追逐行舟一般。因此，储邕前往武昌，途经“张乐地”，也是说其所途经的地方。
“诺为楚人重，诗传谢朓清”，借用楚人重诺言、诗如谢朓般清丽来寄寓诗人送三时的祝托话。楚人语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所以曹丘生扬季布之名于天下。谢朓字玄晖，有美名，昔日曾经游楚赋诗，至今传颂谢朓的诗极为清丽。可见李白与友人储邕之间情意的深切。
“沧浪吾有曲，寄入棹歌声”，借用《沧浪歌》典故，来寄寓出诗人不忘武昌之情，言自己高洁其志，不与世同流合污，充分表现了李白待人至诚之意。正如《孟子·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此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说因送朋友而引起对武昌的怀念，中间四句是写与储邕的惜三之情，末后四句是送三时的祝托话。此诗全幅结体飘逸秀丽，自然浑成，情趣盎然。以古风起法运作排律，表现了诗人对武昌的怀念和对储邕的留恋。
观灯、放烟火，本属民俗，极热闹，也极俗。以张岱惯常的写山水、叙园林，评书画的清雅之笔，来描绘繁华热闹的烟火之状似乎难以协调。但张岱自有他的写法，这篇《鲁藩烟火》，既表现出烟火的繁丽，又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I具体点说，就是作者用小品的笔法表现出了盛大热闹的场面。
文章以“鲁藩烟火妙天下”起始，前半部分作者先排比铺张鲁藩张灯结彩盛景，再极写鲁藩的烟云灯海、物我混一的境界；后半部分作者详写施放烟火之火器及火器架，尤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奇巧绝伦为重点，最后以苏州人似痴似诞的夸张描述结尾。文章精细生动，谐趣横生。
文中写鲁藩烟火之妙，先写灯及灯中景物，再写烟火与烟火中景物，然后写出灯与火的闪烁变幻，令观者扑朔迷离，迷失于烟火之中。这样一层层写来，复盖迭加，同时笔端具有分析性，既表现出鲁藩烟火之妙，又是对这种“妙”的美学削析，使人读之既领略到烟火盛况又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段文字中句式的使用也很新颖，别致，独具匠心。如第一层写灯，作者为突出灯，将灯由名词作动词用，形成了以“灯’’领头的新鲜句子，“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这一串灯字句式的运用，使人顿觉满眼皆灯。又如“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的句子，故意采用重复的句式，而仅颠倒“王宫”“烟火”两个关键词的次序，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这种对字、句的精心安排，与后世桐城派文人呆板严谨的所谓字法，句法大不相同，张岱的如此安排，主要是突出趣味，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有斧凿之痕。
以下作者又写烟火施放的场面，这种场面闹而杂，但作者写来却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更妙的是文末移用一苏州人的话评兖州烟火之盛。文末引用他人的话对所写人物事物进行评价，虽不能说是张岱的首创，但却是他的惯用手法，如在《砎园》中引用二老的话夸砎园胜过蓬莱阆苑；《瑞草溪亭》文末以“穷极秦始皇”一语概括其堂兄燕客的豪奢，等等，皆用此法。张岱使用此法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带夸张性质，等于在文末对所写事物的评价进一步加倍，二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属质语、俚语，俗语。张岱对语言的语感和韵味很敏感，他曾讽刺曹臣编辑的《舌华录》将张东谷的一句质语加以文饰为“点金成铁”，他自已对文末的关键之语自然更加讲究。但他的讲究并不是修饰，却是相反，越俚俗、越质朴越好。如文中引用苏州人“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无空隙处耳”的话，俚俗可笑，土得掉渣，但被张岱妙手拈来放在文末，却是极富趣味和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