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这首词的上片描绘了夏夜环境的清幽美丽,烘染出词人的闲适之趣;下片着重描写笙声及夜风,状其清凉,从侧面表现词人的悠然自得和厌弃世俗荣华之情。全词表明了词人一种清高和孤芳自赏的人生态度以及内心对红尘中追求功名富贵的俗人的些许不屑。
“栖乌飞绝,绛河绿雾星明灭。”语出唐杜审言《七夕》诗中“白露含明月,青霞断绛河”句。起首两句造境,表现出夜幕初降时的宁静和清幽。“绛”和“绿”色彩明丽,烘托出夜空的美丽宁静。
“烧香曳簟眼清樾。”这一句写词人的举动,该句用三个动作表现了词人的恬淡闲适,写得极为淡雅而富有情调。
“花影吹笙,烧地淡黄月。”这两句写词人之所见所闻,有声有色,写尽了月夜的优美怡人,使人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愉快。
“好风碎竹声如雪,昭华三弄临风咽。”这两句细状风中笙声给人的感受。“声如雪”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以视觉和感觉写听觉,极为传神地传达出笙声带给人的清凉美感。
“鬓丝撩乱纶巾折。”这一句言夜风之势,但并无萧瑟之意,反而使人感到彻骨的舒爽。
“凉烧北窗,休共软红说。”这其中的快乐和情致虽细微,却实实在在,那些为了功名利禄碌碌奔走于红尘中的人,是不会感受和理解得到的。这两句表现了词人鄙视荣华富贵的淡泊宁静的心境,并流露出颇为自得的情绪,颇有晋代陶渊明“夏夜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的悠悠然之感。
全词意在表现弃官隐居的快意,写景细腻、生动,意境清幽而不低沉,很好地烘托了词人的心境。词作抒情委婉含蓄,于娓娓的描写叙述中传达出月下临风听乐的清新美感,不愧是一首情景交融的佳作。
《滟滪堆》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九,此诗描绘了滟滪堆雄浑险恶,表达了诗人对国运衰微,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的忧虑与无奈。
首联“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开门见山,突出滟滪堆之大,接着下句表现了滟滪堆之高,其中一个“巨”字和一个“长”字,不但突出了滟滪堆之高之险,而且给人以望而生畏之感。
颔联“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这两句化用了当时的谚语之意。谚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这一联承上而来,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之势。
颈联“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 在诗人看来,这是上天有意使航船存在着倾覆的危险,于是就使造物神功设此巨石,立于茫茫水中以戒行船。在此,把滟滪险滩化为水候(即水在不同季节变化的情状,并成为警戒行船的标石)。
尾联“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诗人在战乱中,漂泊不定从成都乘船辗转至夔州,一路走来险象环生。故最后一句写道:“行止忆垂堂。”“垂堂”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以此喻危险的境地。从诗人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以“忆垂堂”为结,不仅写出诗人无尽的忧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动乱的现状。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借物抒情,从诗歌来看,好似在写“滟滪堆”的自然险恶,而实际上诗人抒发了“行止忆垂堂”的忧虑心情。其次,侧面描写,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引用典故谚语,从侧面突出了要表现的情感。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