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其独具矫健而爽朗的风格正是秦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反映。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章叠唱的形式,叙说着将士们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磨刀擦枪、舞戈挥戟,奔赴前线共同杀敌的英雄主义气概。
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
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
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
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
诗首联就抒发身世之感,说自己长期辗转道路,似随风飘转的蓬草一样,没想到今年又往巴东去。以蓬草喻生涯无定,是前人常用的比喻,陆游用在这里,不但很切合他的身世,更因为他此刻离家不久,还带着离别的遗愁,所以分外凄切。“无归”二字,结合陆游生平以收复国土为己任,渴望战斗在前线来看,不仅仅是说自己似飞蓬,不能安居,而是对此行是到夔州,仍是闲职,不能为国出力而感到不满。次句写赴官巴东,构思巧妙,不直说其事,而说自己做梦到巴东,既说出了目的地,又表现了自己复杂的心情。陆游在出发以前,曾作《投梁参政》诗,直率地说自己“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梦到巴东,正是这一心情的反映。当然,三峡蜀道之难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次联便遥想此行前程的苦难,说蜀道是万死一生的险地,自己将步入那千峰百嶂之中。这两句是想象之词,也可理解为上联所说的梦中所历,在写行路难中,不免也有世路艰难的感叹。
诗的前两联是说明晚泊即乘舟出行的原因及黯然的心情,第三联正式入题写晚泊,通过泊船时的一件小事及眼前的景色来表现。邻舟乞火,乡间庙宇有船夫们祈祷顺风,看似漫不经心而出,实际上以借火说明夜泊,以庙宇说明所泊处不是很荒凉的地方;由此末尾再顺手带出晚泊的地点是淮南岸,眼前是落日、啼鸦、戍楼。尾句结得很萧索,与诗人的心情紧密相合。瓜洲属镇江,陆游曾在这里任职,当时斗志昂扬,满怀希望,以致他后来在诗中自豪地宣称他这段经历,有“楼船夜雪瓜洲渡”句。如今他旧地重到,见眼前萧然景色,叹仕途多艰,壮志难酬,心中感慨,可想而知。
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说自己早年学诗,“残余未免从人乞”,自从四十八岁到南郑从军,从现实中汲取了创作源泉,遂悟出诗家三昧。这首诗是陆游从军南郑以前的作品,格调远不如他晚年作品那么苍劲雄健,或多或少还可看出他向江西诗派作家曾几学习的痕迹。
但全诗看似随笔挥洒,仍能情意相贯,属对工整,是他前期诗中的佳章。清刘熙载《艺概》说陆游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就是指这一类诗。陈衍《宋诗精华录》说:“翁与石湖、诚斋皆倦游者,而石湖但说退居之乐,陆、杨则甚言老于道路之苦,似与官职大小亦有关系。”此评恐未真正说中放翁心事。
这是一篇缅怀往事、抒发乱离之感的诗。在诗里杜甫怀念乱前宋中的繁华,伤盛世的消失,讽谕唐玄宗好武功所造成的恶果;忆恋同李白、高适游宋中时的友谊,痛挚友相继死亡,叹自身的衰老飘零。
全诗分四段,开头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宋中地区的繁华;十三句至二十句为第二段写与高适、李白的邀游;二十一句至二十八句为第三段写唐明皇开边之事;最后十四句为第四段,叙写乱离死生,而深痛高李之亡。既有现实经历的生动描述,又有几十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此诗纵横古今,雄视万代,畅谈历史,痛砭时弊,总结教训,秀而不冶,艳而不妖。
此诗前十二句,写昔时宋中梁孝王都的风物人情。当时的商丘古城名声仅次于陈留,而与贝州、魏州齐名。这里人口众多,有高楼、大道;水陆交通便利,以至于“舟车半天下”;人们热情好客、行侠仗义。次八句,回顾与高适、李白游览的情景。他们在酒瓮的土台跟前畅饮,“登文台”赋诗,观梁园雁池,望芒砀云烟,追思汉高祖斩蛇起义创业、梁孝王主宾相得作赋。再十句,写唐玄宗当年穷兵黩武、四方征伐,致使生灵涂炭、天下混乱。后十一句,表达对高、李的悲念和哀思。由于岁月流逝、遭逢离乱,朋友已经亡故。李白死于宝应元年(762年),高适也卒于永泰元年(765年),而今自己亦到了衰落之暮年,又“独在天一隅”“系舟卧荆巫”,真是“存殁两呜呼”。诗人以“乘黄”“颜鲍”指高、李,以“凡马”自比,而且常常愿尽“抚孤”的义务,对高、李的尊恭和思念,也表明了三人之间的情深意笃,同时也看出商丘之游对诗人来说是美好,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