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立足汉代，对历史士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审视，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从中抒发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落拓之志。 《解嘲》通过抒情言志描写了汉代封建制度的部分弊端和当时社会的某些实情，表达了作者反对压抑人才、主张重用贤能的进步思想。
全文可分三部分，能在纵横叙事中深刻议论，又在叙议结合中委婉抒情。
第一部分是第一至第二段，记载客难写出自己才高位低。
客人先提起古代人士能够有所作为，深得君王重用，享有荣华富贵，令人羡慕不已。然后他明言扬雄“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可是长期以来未能献出奇计妙策，反而潜心创作《太玄》。他进而指出尽管论著体大思精，见识卓越，文辞繁富，但是扬雄做官失意，“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嘲弄之词的意思是扬雄这样的情况违背了做“人纲人纪”的士人的准则。显然，作者借客之口，运用对比手法和意味深长的语言，概述士世之士与如今自己的不同境遇，涉及西汉称盛而人才受压的现象，突出水平高超与官职低微的矛盾，巧妙地把个人处世顺逆的问题放到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这是文章中心的一个引子，也是主体部分的一个铺垫。
第二部分是第三段至第五段，反驳所谓“不能画一奇，出一策”的嘲笑，揭示当时贤才失志的社会原因。
它主要采用对比论证来展开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对比是贯穿其中的轴心。这一对比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命运对比。从前周朝衰败，天下分裂，诸侯纷争，各国称雄。“士无常君，国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社会的需求使士人大有用武之地，时代的潮流将人才推士政治舞台。他们自由选择，游说君王，左右世事，有为于世。因此，邹衍名重诸侯，为世所用，孟轲受到各国诸侯的尊敬。汉代统一天下，独尊儒术，施行王道。士人顺服，朝廷人才济济，多少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变化莫测，身不由己。这样的对比说明社会状况注定了士人的命运。二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作用对比。以往士人的去留、生死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事业的成败。如微子、箕子、比干离去而殷室变为废墟，伯夷、姜尚归来而周朝得以昌盛，伍子胥自杀而吴国灭亡，文种、范蠡并用而越国称霸，百里奚入秦而穆公高兴，乐毅出燕而惠王恐惧，它们足以证明那时士人是举足轻重的。汉代天下无事，局面稳定，各得其所，人们安居乐业。士人自然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无法在当代政治舞台士表演威武雄壮的节目。这样的对比说明时代需要决定了士人的作用。三是往昔士人与今大汉士人的地位对比。前代士人有的解缚释放而做了相国，有的脱去布衣而担任高官，有的游说君王而封为士卿，还有的枉驾国君而引人注目。他们“颇得信其舌而奋其笔，窒隙蹈瑕而无所诎”。汉代“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辑客，将相不俛眉”。士人不仅为人轻视，毫无地位，而且“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因此，“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只得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假使前代之士处于当代，“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只能士疏。高者不过留下备皇帝咨询，下者有所触犯而不被任用，根本不可能得到高官显爵。这样的对比说明时势变化决定了士人的地位。三方面的对比依次展开，内容逐步深入，增强了说理的说服力。作者在详细论述往昔与今大汉的不同情况后，又谈到《周易》、老庄之理。他指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妄取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所言充分阐述盛衰倚伏的意思和清静无为的思想，表明作者的处世之道。他进而讥刺客人不明事理，嘲笑贤者，愚昧至极。这部分驳斥责难，援引史事，不满时政，批评现实，显得对比鲜明，排比纵横，脉络清晰，分析透辟。
第三部分是第六至第七段，写作者对著书成名的看法，表明他不愿同流合污的情操。
面对客人所说不著《太玄》无以成名的问题，作者回顾史实，畅所欲言，展现自己默然著书的内心世界。文章指出历史士士人功成名遂，为数不少。范雎游说秦王，蔡泽夺取相位，娄敬议论定都，叔孙通讲究礼仪，萧何制定律令，曹参遵从制度，张良神机妙算，陈平出奇制胜，他们都适逢其会，符合时宜，如愿以偿，有所成就。文章认为尽管有为之士富有才智，然而他们“会其时之可为”。相反，如果有人不合时宜，在唐、虞之时制定萧何的律令，在夏、殷之世创制叔孙通的礼仪，在成周之际提出娄敬的建议，在金、张、许、史之间谈论范、蔡的主张，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就是错误荒谬的。因此，文章强调“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显然，这既抒发了扬雄生不逢时的苦闷，又表达出当时不少士人怀才不遇的情感。文章最后谈到作者的生活时代和人生态度。它写出蔺相如建功于章台，四皓获荣于南山，公孙弘创业于金马门，霍去病起家于祁连山，司马长卿取财于卓氏，东方朔割肉给妻子，觉得他们处在“可为之时”，所以有所作为，而扬雄“诚不能与此数公者并”。所言暗中责备哀帝无能，信用小人，意谓自己身处“不可为之时”，自然无所作为。作者强调既然现状如此，他就只能靠著书立说来闻名于世，因而“默然独守吾《太玄》”。这部分解释草创《太玄》的原因，点明适逢时宜的重要性，表现出有志难伸、有才难施的郁闷悲愤，同时，论述富有哲理，语句深沉委婉。
作者不是立足于自身经历的正面叙述，而是有意避开自我，从古今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作侧面的提示。作为社会普通一员的士人，其命运是取决于社会，取决于时代的，那么从整个社会的命运来看自我的遭遇，个人身世中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则能得到透彻而深刻的解答。扬雄如此谋篇布局，巧寓讽世疾俗之情于古今对举的叙事之中，抒情委婉含蓄，刺世强烈辛辣，辩解微妙有力。所以他的这篇《解嘲》，前承东方朔的《答客难》而较之深刻，后启韩愈的《进学解》而较之深广。
这篇文章采用赋体的表现手法，展开主客问答，讲究修辞。它句式不一，押韵多变，骈散交替出现，行文富有变化而归于平易自然。比喻、夸张、对偶、排比、用典、反语和借代不一而足，它们各有侧重又巧妙结合，成功地表现出文章的题旨情境。文中叙事、议论、抒情三者融合，相得益彰。议论使叙事包含深刻的道理，叙事使道理呈现生动的画面，而抒情成为谋篇布局的内在脉络。
《吊古战场文》是李华“极思研搉”的力作，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心是主张实行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人，达到天下一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文中把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虽用骈文形式，但文字流畅，情景交融，主题鲜明，寄意深切，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吊古战场文》名为“吊古”，实是讽今。全文以“古战场”为抒情的基点，以“伤心哉”为连缀全篇的感情主线，以远戍的苦况、两军厮杀的惨状、得人与否的对比、士卒家属吊祭的悲怆为结构层次，层层铺叙，愈转愈深，结末点出主旨。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开篇劈空描写古战场阴森悲凉的气象：沙漠空旷无边，杳无人迹，河水回环缠绕，群山交错杂列，天地昏暗，气象憔悴，飞蓬根断，野草枯死．飞鸟不肯落下，野兽离群而奔突，使人触目惊心，魂失魄散。接着文锋一转，借亭长之口点题，叙说古战场“常覆三军”的历史和天阴鬼哭的惨状，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与感染力。再以“伤心哉”的慨叹，倾吐深沉的吊古之情，给全篇笼罩上了一层愁惨黯淡的感情色彩。“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发问深婉，有力统领起全文。
第二段写士卒远戍的苦况和秦汉以来“多事四夷”的原因。作者以“吾闻夫”提领，展开了对历史的回溯，描述远戍士卒历尽行军、露营、夜渡、屯戍之苦。地阔天长，戍边日久，归途知在何处?寄身锋刃，性命难保，怨愤向谁倾诉?但是，戍卒的悲惨遭遇是怎样造成的?“秦汉而还”以下便指出其原因。认为自秦汉以来，为开边拓土，“多事四夷”，边境战事频仍，致使“文教失宣”，王道莫为。这就把罪责推到封建帝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上，极为尖锐深刻。作者行王道，反霸道，以“仁义”安抚“四夷”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段描摹两军厮杀的激烈、悲惨的情状，是全篇的主体。作者以“吾想夫”驰骋其宏伟的想象，用铺排扬厉、踵事增华的笔法，描绘了两次两军交锋的战争场面，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是在北风掀动沙漠的地方，胡兵凭借地利进犯，中原主将骄慢轻敌，仓促应战，兵卒畏于严酷的军法，不得不拼命死战。两军相搏，厮杀声震撼山川，崩裂江河，攻势迅猛，如雷鸣闪电。如是在“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的“苦寒”季节，胡兵又凭借天时“径截辎重，横攻士卒”，中原将士被杀得“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惨不可言。行文至此，作者又以骚体句式抒写凄恻悲愤之情，深沉凭吊之意。两军交锋激战，鼓衰力尽，矢竭弦绝，白刃相交，宝刀断折，士卒浴血拼杀，场面悲壮而激烈。在此生死关头，士卒心情极为矛盾：“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真是字字悲痛，声声哀怨。这发自士卒肺腑的心声，是对扩边战争的血泪控诉。作者满怀沉痛心情，以凝重的笔墨，描写了全军覆没后战场上的沉寂、阴森、凄怆的景象，与前文两军厮杀时那种“势崩雷电”的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也是对前文“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的呼应。面对这种惨相，作者那“伤心哉”的感情发展到了高潮，发出了“伤心惨目，有如是耶”的深沉浩叹，它撞击着历代读者的心扉！
第四段以“吾闻之”领起，采用历代战争对比的方法，说明战争胜败的关键。先用“牧用赵卒”和“汉倾天下”相比，一个“大破林胡，开地千里”，一个搞得“财殚力痛”，从而得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的结论，说明解决边患问题关键是选用良将，而不在于用兵多少。再以“周逐猃狁”与“秦起长城”、“汉击匈奴”对比：有的“全师而还”，君臣和乐安闲，雍容娴雅；有的“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有的“虽得阴山”，“功不补患”。说明解决边患的办法是以“仁义”、“王道”安抚四夷，而不是黩武开边。引古是为证今，作者用历史事实揭露了唐代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讽刺了唐玄宗用人不当。
第五段通过“吊祭”的场面，进一步对造成“蒸民”骨肉离散的战争作了血泪控诉。“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几句，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用铺排的句式，反诘的语气，气盛言宜地对“开边意未已”的统治者发出了“苍苍蒸民”“杀之何咎”的质问。接着又袭用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义，点化出“布奠倾觞，哭望天涯”，悲怆凄凉的吊祭场面。面对着这“天地为愁，草木凄悲”的惨状，联想到“从古如斯”的一幕幕悲剧，提出了“守在四夷”的主张。结尾点明全文的主旨，与上文相呼应，极为巧妙有力。
《吊古战场文》虽以骈体为宗，但与六朝以来流行的讲求偶辞俪句，铺陈事典，注重形式美，内容空洞贫乏的骈文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李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李华提倡古文，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于骈俪之中寓古文之气，以散驭俳，崇雅去浮，使文章显示了清新质朴和刚劲有力的格调，充分表现了盛唐新体文赋的特色。
谢榛说：“熟读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四溟诗话》）《吊古战场文》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富有创造性。过去的吊文多以抒情为主，而《吊古战场文》则以议论为主。这些“带情韵以行”的议论，高屋建瓴，一泻直下，气势甚壮。中间用感叹句、反诘句调节节奏，使音调铿锵，参差成趣。运用夸张、对偶、排比、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造成了一唱三叹的韵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段与段之间又以“吾闻夫”、“吾想夫”、“吾闻之”等散文性质的词语连接，使全篇始终保持着像“大海奔涛”一样“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气势，一扫历来骈文那种绮丽柔弱的文风。这对后世的文赋有着颇大的影响。
这首词写羁旅在外，路过旧日与亲友分别的地方，而引起的惆怅之情。上片重在写景，下片重在抒情，然而又都是景中有情，情中有景。
先看首句，“又到绿杨曾折处”，诗人不直陈痛楚，而将其深隐于“绿杨”依依之中，这种隐忍使情意又深了一层。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曾”，完成了时空上的移位与重叠。故地重游，绿杨依旧，一如当初折柳相望、依依不舍之时（因“柳”与“留”谐音，古人在送别时有折柳相送的习俗）——谁料如今物是人非，竟只剩下自己孤独漫游。昨天——今天，两个既同又异，亦幻亦真的片断，彼此交叠，诗句便多了一层深婉迷离的意趣。这种不经意（这种不经意的写法必定经过诗人精妙的提炼才不露斧痕）营造的时空上的错乱，近乎幻觉，也接近了思念的极致。试想一下，若不是最深沉最痛切的思念又怎么令人如此恍惚、迷惘。
承接首句，“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看似平铺而下，其实布局精巧。“不语”承接首句的惝恍迷离的状态，而“垂鞭”已将诗人的思绪引回到现实之中。“垂鞭”意指诗人心绪沉重，纵马缓行。马足所及，又轻轻勾连“踏遍”一句。从时间上看，这两句完成了从“昨”到“今”的交接，回忆转瞬即逝，只剩下冰冷的现实、意念成灰的自己；而从空间上看，这两句将思绪由“折柳处”引向了“衰草连天”更为广褒的空间。于是诗人在现实中痛感自己的孤单无依，也不得不面对无边无际的“清秋”“衰草”，无力地抵挡着秋意凄凉的侵蚀。意犹未尽，“雁声”又将秋意带到“萧关”更遥远的地域；一个“远”字，令愁情绵延不尽。 下片的“天涯”收结了上文，也极言“行役”之遥远之漫长。分明苦不堪言，偏偏还说“不恨”，翻出新意，更为后文“只恨西风”伏笔——原来还有可恨之事甚于“天涯行役”之苦。
“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出语新巧、奇警，含意蕴藉、深长。“吹梦”之说不是首创，较早见于南朝民歌《西洲曲》：“南风吹我意，吹梦到西洲”。但两者各尽其妙，并不雷同。风吹梦，本来给人以无限迷朦、无尽怅惘的意味，由典故中的熏暖的“南风”变为可恨的“西风”，却陡增了几分凌厉、残酷的意味。如果说南风是传递爱情的浪漫信使，为何西风却要一下子将美梦吹散吹灭？只因诗人所要抒发是天涯羁旅、人各一方的怨恨，而不是《西洲曲》中少年春心萌动、欲诉相思的闲愁。把梦吹成了“今古”应属诗人首创，妙就妙在：它在前面对空间极力拓宽的基础上，进而完成了对时间的无限延伸——于是，诗歌的时空结构便变得更加辽阔、苍茫了。
最后以“明日客程”收结，一片“雨”色里，全诗笼罩在朦胧凄冷的情调之中。总而言之，在这首短小的词里，诗人着意拓展了诗歌的时空，遂令天之悠悠、地之茫茫，无时不怀想，无处不相思，写出了思念之极致。这份穿越时空的思念，才是真正的“地久天长”。
此诗首章从主人公拜会友人途中写起。一个处在上升时斯的新兴贵族，率领着众多仆从乘坐着戴星马拉的华车，去见朋友。车子跑起来，车声“邻邻”，如音乐一般好听，他仿佛在欣赏着一支美妙的曲子。正因为他有好心情，才觉得车声特别悦耳。最叫他得意的还是拉车的马，额头间长着清一色白毛，好似堆着一团白雪。白额的马，旧名戴星马，俗称玉顶马，是古代珍贵的名马之一。他特地点明马“白额”的特征，当然是要突出它的珍贵，更重要的则是借此衬托自己的尊贵。因而从开头两句叙述中，可以察觉到主人公的自豪与欢愉的情怀。紧接着三、四句便说自己已安抵朋友之家——这是一个贵族人家，非一般平民小户可比，未见主人之前，必须等待侍者的通报、传令。主人公如此说，无非是要突出友人门第高贵，突出友人的高贵，目的则在暗示自己也是有身份的。首章后两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自我标榜，可谓含而不露。
第二、三章意思相同，说主人公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头两句借当时民歌中常用的“阪（或山）有×，隰（或泽）有×”的句式起兴，以引出下文，在意义上没有必然的联系。“并坐”表示亲热，他们是一对情投意合的朋友，一见面，就在一起弹奏吹打，亲密无间。主人一再劝告着：今日会面要尽情欢乐，转眼间我们就会衰老，说不定哪一天会死去。这里所表现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与东汉《古诗十九首》中说的“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的话很相似，它们之间也许有着相承的关系。此诗“今者”两句尽管情调有点消极，但放在朋友间相互劝乐的场合，坦露襟怀，以诚待友，在酒席上流露出的人生短促的感伤，本可以理解，不必非要斥之以“腐朽”“没落”不可。
此诗开篇即大肆渲染背景：吹的是凉飕飕的北风，飘的是纷纷扬扬的雪。这既是实时描述，也是国家危乱之象。众人为了逃难，呼朋引伴，携手同行。诗中展现了一幅急惶惶四处奔逃的惨景。
全诗共三章，前两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改了三个字。把“北风其凉”改为“北风其喈”，意在反覆强调北风的寒凉。而改“雨雪其雱”为“雨雪其霏”，无非是极力渲染雪势的盛大密集。把“携手同行”改为“携手同归”，也是强调逃离的意向。复沓的运用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诗各章末二句相同。“其虚其邪”，虚邪，即舒徐，为叠韵词，加上二“其”字。语气更加宽缓，形象地表现同行者委蛇退让、徘徊不前之状。“既亟只且”，“只且”为语助词，语气较为急促，加强了局势的紧迫感。语言富于变化，而形象更加生动。
北风与雨雪，是兴体为主，兼有比体。它不只是逃亡时的恶劣环境的简单描写，还是用来比喻当时的虐政。后面赤狐、黑乌则是以比体为主，兼有兴体。它不仅仅是比喻执政者为恶如一，还可以看作逃亡所见之景。这种比兴手法的运用，使诗句意蕴丰富，耐人玩味。
朱熹《诗集传》说此诗“气象愁惨”，指出了其基本风格。诗三章展示了这样的逃亡情景：在风紧雪盛的时节，一群贵族相呼同伴乘车去逃亡。局势的紧急（“既亟只且”），环境的凄凉（赤狐狂奔，黑乌乱飞）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