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夷(其领地在今湖南道县北)。在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夷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一贯倡导的“致良知”的具体例证。
这又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的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夷修缮象祠写起,作者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子带动了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作者采取了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中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王阳明的文章比较通俗明快,这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需要。同时,为了触类旁通,他惯于在行文时多举例证。例如,在这篇短文中,他援引的古书就有《书经》《孟子》;还用“管蔡不免”的史实反衬舜的感化之功。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还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唐代东北边塞营州,原野丛林,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习尚崇武,风俗犷放。高适这首绝句有似风情速写,富有边塞生活情趣。
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日常生活,反映了地方风尚。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于牧猎骑射之风,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即使是边塞城镇的少年,也浸沉于这样的习尚,培育了这样的性情,不禁要在城镇附近就犷放地打起猎来。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似属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看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感到新鲜,令人兴奋,十分欣赏。诗中少年形象生动鲜明。“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这一切又都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是构思上即兴寄情,直抒胸臆;表现上白描直抒,笔墨粗放。诗人仿佛一下子就被那城下少年打猎活动吸引住,好像出口成章地赞扬他们生龙活虎的行为和性格,一气呵成,不假思索。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有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有特点。诗人善于抓住生活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并能准确而简炼地表现出来,洋溢着生活气息和浓郁的边塞情调。在唐人边塞诗中,这样热情赞美各族人民生活习尚的作品,实在不多,因而这首绝句显得可贵。
第一首,先以“万里江天”写大景、远景,后以“一村烟树”写小景、近景,大、小、远、近结合,又以“杳霭”“微茫”表现其烟雨迷蒙、云树苍茫的景象。仅用十二字,“米家山水”的气象、神韵已和盘托出。
三、四句倒装,既是表现对此画的观感,又是对此画艺术魅力的赞扬。因为所画者乃“茫湘奇观”,所以细观此画,恍如身在茫湘”;因为画里有水面无船,所以说“我”恍然之间已经身在茫湘,如果纵一叶扁舟“听雨”,该多好!可是呢,别的什么已应有尽有,就“只欠”一只小船。“只欠孤篷听雨”一句当然不是说没画孤篷是个缺点,而是用跳脱的诗句赞颂此画有“移情”魅力;又顺便补出一个“雨” 字,为前面的“香霭”“迷茫”点睛。
第二首一二句“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进一步为“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补景。这么一补,江、天、树、村以及晓山、远水、平沙等,都迷蒙于云雾烟雨之间,因云雾烟雨的变化面“变态万层”,顿成奇观”。
诗人面对“茫湘奇观”,萌生了弃官归隐,徜徉于“茫湘奇观”之间的意念,写出了后两句:“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张志和的《渔歌子》,又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句。很明显,尤袤题画诗结尾两句中的“泛宅浮家”和“往来”“绿蓑”“青笠”,都取自张志和的言论和诗句,其借题发挥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说,他厌倦仕途,想学张志和做烟波钓徒了;然而弃官归隐,又有许多实际困难,两句诗以“安得”领起,表现了难言的苦衷。题画诗,也以“诗中有我”为高格。既展现《茫湘奇观图》的气象神韵,又自抒怀抱,二者妙合无垠,正是这两首题画诗的高明之处。
这首描绘春天风光的小诗,是诗人闲居农村时的即景之作。
“草长莺飞二月天”写时间和自然景物。生动地描写了春天时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芽儿,黄莺在天上飞着,欢快地歌唱。堤旁的柳树长长的枝条,轻轻地拂着地面,仿佛在春天的烟雾里醉得直摇晃。“草长莺飞”四个字,把春在的景物写活,使读者仿佛感受到那种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气氛,读者的眼前也好像涌动着春的脉搏。
“拂堤杨柳醉春烟”写村中的原野上的杨柳,“拂”,“醉”,把静止的杨柳人格化了。枝条柔软而细长,轻轻地拂扫着堤岸。春日的大地日暖融融,烟雾迷蒙,微风中杨柳左右摇摆。诗人用了一个“醉”字,写活了杨柳的娇姿;写活了杨柳的柔态;写活了杨柳的神韵。这是一幅典型的春景图。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主要写人物活动。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孩子们放学早,趁着刮起的东风,放起了风筝。儿童正处在人生早春,儿童的欢声笑语,兴致勃勃地放风筝,使春天更加生机勃勃,富有朝气。儿童、东风、纸鸢,诗人选写的人和事为美好的春光平添了几分生机和希望。结尾两句由前两句的物写到人,把早春的迷人渲染得淋漓尽致。
春景既然如此动人,生活在这如画的春光中的人更是如此,诗的后两句,由景而及人,诗人饶有情致地写了一个群童放风筝的场面。天气实在太好了,连平时爱在外贪玩的小学生们也一反常态,放学后早早地回到家,赶紧放起风筝来。“散学归来”用一“早”字,说明连孩子们也让这风和日丽的气候给打动。
全诗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写人,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写的静态,后半部分则添加了一个动态。物态人事互相映衬,动态静态彼此补充,使全诗在村居所见的“春”景这一主题下,完美和谐地得到了统一。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