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评此文曰：“起得唐突，收得超忽”，颇有构思之妙。文章一开头便以“斶前”“王前”两句简短对话，把激烈的矛盾冲突展示于读者眼前。齐王直言下令，位尊使下的骄横，可以说是习惯成自然，不足为奇；而颜斶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针锋相对命令“王前”的话语，则无异于地动山崩，令人震惊。
本文有如一出独幕话剧，全篇由对话组成。以对话展开波澜起伏的情节，以对话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以情节而论，两个“前”字的撞击，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左右”狗仗人势的责问，颜斶舌战齐国群臣；继而是王“忿然作色”，颜斶针锋相对与齐王争论“王贵”与“士贵”的问题。齐王终于为颜斶折服，欲以丰厚爵禄相笼络，却被颜斶谢绝。文章虽短，却起伏曲折。“文似看山不喜平”，不平即其美之所至也。以人物性格而论，作者所使用的言辞颇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例如“斶前”，尊使卑，上命下，就是这种口吻。“王者贵乎?士贵乎?”在齐王的头脑里，他自以为他是最高贵的，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欲以王之贵压士之贵，非常符合齐王的思维定式。“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物质引诱也是君王们惯用的笼络手段。而颜斶的自比“太璞”，以及所举柳下季墓地的一棵草胜过齐王的脑袋的事例，都十分贴切，符合颜斶的身份。此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如《史记》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常采用这种手法。
这是一首纪行述怀之作。诗写旅途所见，刻画了江南初夏的田园风光，描述了恬淡闲适的行旅生活，通过景物的描写，抒发自己闲适容与的心情及随遇而安的处世观，每联以两句分写两个侧面，合成一层意思，相互衬托，得体物抒情的真趣。
起句“花枝已尽莺将老”就选用富有时令特色的景物，点明了季节。此中未遣一字表示感情，但已含有对韶华易逝的惋惜之情。次句又转换镜头，映出“桑叶渐稀”的画面。“渐稀”并非凋零，而是被采摘殆尽，这说明蚕要进入不食不动的眠期了。“蚕欲眠”以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形象地显示了诗人在初夏行经江南农村的情景。
“梅雨”是江南初夏特有的气候。诗人抓住这一季节特点，抒写路途境况，渲染初夏的气氛。黄梅雨是下一阵停一阵，行人还能在间歇中赶路，用“半湿半晴”形容梅雨天气的道路，十分贴切。
上两联写景，突出了时令特征，而且用对偶句式，把各种物象组合在一起，互相衬托，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将江南乡村的初夏景色刻画得鲜明生动。作者还把养蚕和麦收等农事活动摄人诗中，不仅丰富了季节感，同时也增添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下两联转入叙事抒怀。诗人在梅雨时节赶路，已见羁旅行役之苦。走累了，也只能在乡村酒店歇歇脚，饮几杯水酒解解乏，更显出沉滞下僚，仕途奔波之艰辛。“谁能择”一句反问，深化了意境，隐隐露出蹭蹬失意的情怀。逆旅生活的另一侧面也反映了诗人随遇而安，恬然自适的心境。在邮馆客舍的墙壁上，即兴题诗，把偶然的感受信手写出，只不过是为了排遣旅途的寂寞，消除心头的郁闷。旅人皆然，己亦如是。“尽偶然”与“谁能择”相对应，用全称判断加强语势，蕴含着不得不随俗浮沉，与时俯仰的衷曲。
尾联笔意洒脱，诗人决心丢开烦恼，以旷达求解脱。““怡怡”一词，用意精到。诗人仕途坎坷，生活清苦，但还有“粗裘粝食”，自然应无怨尤。结句以“地行仙”自喻。作者在尾联直抒胸臆，以作收煞，说自己虽然劳累途路，但心中怡然，毫不把得失萦绕胸中，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粗食，仍然恬淡无忧，犹如地行仙一样。
这首诗用白描手法，把眼前常见景象组合人诗，不堆砌辞藻，写得简淡而不近俗；此外也寄托了作者仕宦不达，有志未酬的感慨，也表现出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精神。
这首诗用的是汉代乐府诗的题目，有意学习乐府诗的传统，但比汉代那首《战城南》写得更形象，更深刻。这首诗是抨击封建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桑干”、“葱河”、“条支”、“天道”都是边疆地名。整首诗大体可分为三段和一个结语。
第一段共八句，先从征伐的频繁和广远方面落笔。前四句写征伐的频繁。以两组对称的句式出现，不仅音韵铿锵，而且诗句复沓的重叠和鲜明的对举，给人以东征西讨、转旆不息的强烈印象，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洗兵”二句写征行的广远。左思《魏都赋》描写曹操讨灭群雄、威震寰宇的气势时说：“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此二句用其意。洗兵，洗去兵器上的污秽；放马，牧放战马，在条支海上洗兵，天道草中牧马，其征行之广远自见。由战伐频繁进至征行广远，境界扩大了，内容更深厚了，是善于铺排点染的笔墨。“万里”二句是此段的结语。“万里长征战”，是征伐频繁和广远的总括，“三军尽衰老”是长年远征的必然结果，广大士兵在无谓的战争中耗尽了青春的年华和壮盛的精力。有了前面的描写，这一声慨叹水到渠成，自然坚实，没有一点矫情的喧呶叫嚣之感。
“匈奴”以下六句是第二段，进一步从历史方面着墨。如果说第一段从横的方面写，那么，这一段便是从纵的方面写。西汉王褒《四子讲德论》说，匈奴“业在攻伐，事在射猎”，“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以耕作为喻，生动地刻画出匈奴人的生活与习性。李白将这段妙文熔冶成“匈奴”两句诗。耕作的结果会是禾黍盈畴，杀戮的结果却只能是白骨黄沙。语浅意深，含蓄隽永。并且很自然地引出“秦家”二句。秦筑长城防御胡人的地方，汉时仍然烽火高举。二句背后含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和诗人深邃的观察与认识，成为诗中警策之句。没有正确的政策，争斗便不可能停息。“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这深沉的叹息是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背景的。
“野战”以下六句为第三段，集中从战争的残酷性上揭露不义战争的罪恶。“野战”二句着重勾画战场的悲凉气氛，“乌鸢”二句着重描写战场的凄惨景象，二者相互映发，交织成一幅色彩强烈的画面。战马独存犹感不足，加以号鸣思主，更增强物在人亡的悲凄；乌啄人肠犹以不足，又加以衔挂枯枝，更见出情景的残酷，都是带有夸张色彩的浓重的笔墨。“士卒”二句以感叹结束此段。士卒作了无谓的牺牲，将军也只能一无所获。
《六韬》说：“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全诗以此语意作结，点明主题。这一断语属于理语的范围，而非形象的描写。运用不当，易生抽象之弊。这里不同。有了前三段的具体描写，这个断语是从历史和现实的惨痛经验中提炼出来，有画龙点睛之妙，使全诗意旨豁然。有人怀疑这一句是批注语误入正文，可备一说，实际未必然。
这是一首叙事诗，却带有浓厚的抒情性，事与情交织成一片。三段的末尾各以两句感叹语作结，每一段是叙事的一个自然段落，也是感情旋律的一个自然起伏。事和情配合得如此和谐，使全诗具有鲜明的节奏感，有“一唱三叹”之妙。
汉《战城南》古辞主要是写战争的残酷，相当于李白这首诗的第三段。李白不拘泥于古辞，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内容上发展出一、二两段，使战争性质一目了然，又以全诗结语表明自己的主张。艺术上则揉合唐诗发展的成就，由质朴无华变为逸宕流美。如古辞“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和“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此诗锤炼为两组整齐的对称句，显得更加凝炼精工，更富有歌行奔放的气势，显示出李白的独特风格。
《垓下歌》是西楚霸王项羽在进行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绝命词。《垓下歌》中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
“力拔山兮气盖世”一句，项羽概括了自己叱吒风云的业绩。项羽是将门之子，少年气盛，力能扛鼎，才气超群。他胸怀大志，面对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敢于喊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言壮语。项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23岁跟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率领江东八千子弟投入起义的大潮，成了诸路起义首领中的佼佼者。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与几倍于己的秦军进行浴血奋战，奇迹般地灭了秦军主力，被各路诸侯推举为“上将军”。此后，项所向披靡，直至进军咸阳，自封为西楚霸王。但从这一句诗中也可以看出，项羽夸大了个人的力量，这是他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时不利兮骓不逝”，天时不利，连乌骓马也不肯前进了。项羽不是新时代的骄子，而是旧制度的牺牲品。在四年的楚汉战争之中，他虽然与汉军大战七十，小战半百，打了不少胜仗，但仍是匹夫之男，既不善于用人，更不会审时度势，他的失败根本不是什么天意，全是咎由自取。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项羽被汉军追及，撤至垓下，陷入汉军重围，以致众叛亲离，帐内只剩下他心爱的虞美人。他夜不能寐，与虞姬悄然相对，借酒浇愁。突然，四面传来阵阵楚歜，项羽愕然失色，惊呼 “汉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项羽知道自己的灭亡已经无可避免，他的事业就要烟消云散，但他没有留恋，没有悔恨，甚至也没有叹息。他所唯一忧虑的，是他所挚爱的、经常陪伴他东征西讨的一位美人虞姬的前途；毫无疑问，在他死后，虞姬的命运将会十分悲惨。于是，尖锐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深深地啮着他的心，他无限哀伤地唱出了这首歌的最后一句：“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项羽面临绝境时的悲叹，在这简短的语句里包含着无比深沉的、刻骨铭心的爱。虞姬也很悲伤，眼含热泪，起而舞剑，边舞边歌，唱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和项王歌》）歌罢，自刎身亡，非常悲壮。
相对于永恒的自然界来说，个体的人极其脆弱，即使是英雄豪杰，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里也不过像一朵大的浪花，转瞬即逝，令人感喟；但爱却是长存的，它一直是人类使自己奋发和纯净的有力精神支柱之一，纵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爱的面前也不免有匍伏拜倒的一日，令人赞叹。《垓下歌》虽然篇幅短小，但却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的这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