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
开头一句,勾勒出一幅远山环绕着春江,烟雾四处迷茫而渔翁独钓的优美画面。“白鸟飞来”二句,生动地描述了具有无穷乐趣的渔家生活。如果说张志和《渔父》词是一幅斜风细雨垂钓图,表现了词人浸沉在江南春色的自然美景之中的欣快心情,那么,词人的词所写则是静中有动,如闻喧闹之声而不见其来自何处,是一幅细雨迷蒙的春江垂钓的有声画,表现了词人对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景色的喜爱以及对自由自在的渔家生活的热情向望。
“明月”二句,境界由动入静,清静幽远,反映了词人不愿与世俗同流的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心情。“醉眼”三句,直接抒发了词人不羡慕功名利禄,摆脱世俗烦恼的超然物外的旷达情怀。“闲烦恼”指一种不必认真的烦恼。南宋沈瀛《水调歌头》:“枉了闲烦闲恼,莫管闲非闲是,说甚古和今。”表露词人终身浪迹江湖的飘逸情致,而用“烟波老”三字,不仅表现词人蔑视“城市闹”的繁华景象深层意念,又是词人忘却一切世俗烦恼的落脚点。词以情作结,真切自然,与句首的垂钓景象相呼应,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
词的上片主要写景,由景入情,下片着重抒情,融情入景。全词艺术构思新颖,自辟蹊径,不落陈套描绘一位不求功名利禄,流连山水的渔翁形象,既道出玄真子的心事,又借以表达出词人自己的真情。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是一首岁暮感怀诗,时间又是在寂静的长夜。在这“一年将尽夜”,诗人怀着深重的忧虑,辗转不寐,深感漫漫长夜,似无尽头。
诗的开头两句,以夜不能寐托出忧思之深,用一“苦”字传出不堪禁受长夜难眠的折磨之状。但对“殷忧”的内涵,却含而不宣。《诗经·邶风·柏舟》有“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句,谢诗这一联当化用其意,“殷忧”包含下文已经明白揭出的“运往”“年逝”之悲。它并非单纯的对自然寿命的忧虑,而是交织着人生追求、社会人事等多方面矛盾的复杂思绪。
三四两句是殷忧不寐的诗人岁暮之夜所见所闻。积雪的白,本就给人以寒凛之感,再加以明月的照映,雪光与月光相互激射,更透出一种清冷寒冽的青白色光彩,给人以高旷森寒的感受。这是一种典型的阴刚之美。这一句主要是从色感上写岁暮之夜的凛寒高旷之象。下一句则转从听觉感受方面写岁暮之夜所闻。“朔风”之“劲”,透出了风势之迅猛,风声之凄厉与风威之寒冽,着一“哀”字,不仅如闻朔风怒号的凄厉呜咽之声,而且透出了诗人的主观感受。两句分别从视、听感受上写出岁暮之夜的高旷、萧瑟、寒凛、凄清。这两句的真正妙处是它和殷忧不寐的诗人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契合。诗人是在特定的处境与心境下猝然遇物,而眼前的景象又恰与自己的处境、心境相合,情与境合、心与物惬。明月映照积雪的清旷寒冽之境象,似乎正隐隐透出诗人所处环境之森寒孤寂,而朔风劲厉哀号的景象,则又反映出诗人心绪的悲凉与骚屑不宁。
五六句写到随着时间的运行,四季的更迭,一切景物都不能长留,人的年岁也迅速消逝。值此岁暮之夜,感到自己的生命也正受到无情的催逼。这两句抒发诗人岁月不居、年命易逝之慨。这种迟暮之感与诗人的壮志不能实现的苦闷联系在一起,并由“明月”二句所描绘的境界作为烘托,这种感慨并不流于低沉的哀吟,而是显得劲健旷朗、沉郁凝重。
全诗叙事写景抒情交融汇合,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对时光流逝无可追回的惋惜和对事业无成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