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李商隐以诗的形式写给令狐楚的书信。此诗前两句是说诗人幸得令狐楚的看中传授知识却未曾有一丝一毫的报答。此时诗人任巡官，当亦兼文字之役。因是节镇，而有“奉龙韬”之喻。这句深执谦谦，自称不德。令狐楚对诗人实有再造之恩，多年的关爱，资助他随计应试，无微不至。自恃文才又颇有些傲气的诗人，面对博学位高的老师自称“空携笔砚奉龙韬”，并非客套，而是心悦诚服。诗的后两句借五祖传衣，比自己得令狐楚章奏真传，心存感激，胜过王祥之得吕虔佩刀。前面的深执谦谦同后面的高自期许看似相矛盾，而对于他们师徒来说却是矛盾的统一。因为前面的谦虚是对博学位高恩师的大恩而言，后面的自信是表示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诗人敢于在短短四句里将两种矛盾对立的思想统一于一篇之中，不只是诗思之精巧，而是有其幸逢恩师栽培的特殊缘由的。
此诗主要表达作者对恩师的感激之情，并从侧面反映出诗人的踌躇满志。全诗语言精练而意蕴悠长。
此词上片写男主人公眼中春景，宛然入画。“轻鸥欲下春塘浴，双双飞破春烟绿”两句描绘了一幅鸥鸟翔空图：一对轻鸥从淡淡春烟中穿飞而来，它们好像要落入春塘洗浴，不料陡然向上一翻，又飞入迷蒙的天空。这两句为动态描写，色彩清丽而情趣优美，令人悠然神往。接着转为静态，描写蔷薇花，进一步渲染了春天景色：“两岸野蔷薇，翠笼熏绣衣”。其中“破”字写轻鸥双飞划破烟景，象征主人公心扉之被撞开，“熏”字则微妙地传达出主人公朦胧浑涵的情思。这一动一静两幅图画展现出了江岸上动人的春色，前者生意盎然，后者绚丽多彩。但联系下片来看，上片又不止是在写春景，实际上它蕴涵着主人公的无限情意。
下片直接描写主人公的行动和心理活动，抒相思之情。“凭船闲弄水，中有相思意”两句写水中有相思意的奇怪现象，紧接着的“忆得去年时，水笼初别离”两对此进行解释：去年此际，男主人公与心上人于水笼别离。由此而知，词人上片写景并非虚耗笔墨，而是自有深意在其中。那一带江景，男主人公并不陌生，那是他与心上人去年别离时所见。而男主人公“闲弄水”这一细节，则将他沉湎于回忆之中的情状十分传神地表现了出来。
全词清丽不染尘俗，尺水兴波，深婉灵动。在情景处理上，上片写景，营造了春天生机盎然的气氛，下片写主人公的动作，只在结尾处淡淡一句“忆得去年时，水笼初别离”。这种引而不发的笔法，颇耐人寻味。
宗泽是宋代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陆游有两句著名的诗“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剑南诗稿》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就是把两人相提并论的。他的诗虽所存不过二十来首，但一部分诗从一个抗金将领的角度反映了宋朝的抗金战争，很有特色。《早发》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
《早发》写宗泽率领自己的军队于清晨出发，去进行一次军事活动。全诗的气氛可以用诗中的一个“静”字来概括。这“静”既是早晨的大自然所特有的宁静，又是纪律严明的宗泽部队行军时的肃静，更是一场激战即将来临之前的寂静。这三种“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逼真的行军图。
“繖幄垂垂马踏沙”，写的是行进中的军队。“繖幄”是主帅行军时所用的仪仗，“垂垂”是张开的伞有秩序而无声地移动的样子，给人以静悄悄的感觉。“马踏沙”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那战马踩着沙地所发出的沙沙声，更衬托出行军队伍的整齐与肃静。这一句的特色，就在于用一个视觉画面表现了一个听觉印象；而行军队伍的肃静不哗，正是反映了宗泽部队的纪律严明，有战斗力。
“水长山远路多花”写了行军队伍周围的自然景色。悠长的流水、绵亘的远山、点缀于路旁的野花，这三者所构成的意境，是一种大自然在清晨时分的静谧。大自然的宁静与行军队伍的肃静互相映衬。“水长山远”既是说的自然景色，又暗示了行军路线之长。而宗泽既有闲情雅致欣赏周围的山水花草，则表明他对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早已成竹在胸，为下面一句的正面描写作了很好的铺垫。
“眼中形势胸中策”，正面描写了主人公的思想活动。“眼中形势”，是指当时的抗金形势；“胸中策”，是指他将要采用的战略战术。宗泽骑在马上，分析着当时的形势，考虑着自己的对策，觉得一切都已了然于胸中。正因为这样，所以“缓步徐行静不哗”，让部从放慢速度，坚定而又稳重地向前行进，静悄悄地没有喧哗之声。最后一句所表现的，是一种名将指挥下的部队的风貌。在“静不哗”中，既表现了严明的纪律，也表现了激战来临之前的肃穆气氛。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平平实实，不作豪迈语，却写出了一个大将的风度，一直脍炙人口。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