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掩妆花下语。明朝芳草东西路。愿身不学相思树。但愿罗衣，化作双飞羽。
今夜掩妆花下语。明朝芳草东西路。愿身不学相思树。但愿罗衣，化作双飞羽。
这首诗写诗人因思念友人而苦苦煎熬，心情焦虑神情憔悴，以弹琴寄托思绪，也难以排遣痛苦。
首句“久别侵怀抱”，点明写诗的缘起。长久的离别所产生的孤独、乡愁，慢慢地侵入了诗人的怀抱之中，即占据了他的身心，弥漫了他的精神，让他在这种愁思中难以自拔。
因为久别之思慢慢侵入、充溢情怀，所以就有了第二句：“他乡变容色。”乡愁之苦，可谓是一至于斯。排解愁思的办法之一，是“月下调鸣琴”，即在乡愁最深切之月夜整理琴弦，歌之咏之。
但是，从下句“相思此何极”来看，这相思仍然是排遣不了的，所以オ有这个感叹。
这首诗几乎就是直抒胸臆之作，这既是初盛唐之际的唐诗风格，更是王勃的特殊风格，或者说，是由他开创的一种诗风。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