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首段”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意指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而归田，梁鸿入会稽而隐耕，讲述了陶渊明和梁鸿归隐田园的事迹，为下文作捕垫。

　　次段“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意指您的事迹完全可与高士传中的古人相比。含有结交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接着“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特指朝廷突降下紫泥天书，征召杨征君前往报效朝庭。您却在丹塑中云卧不起。

　　最后“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意指不知您这位杨伯起式的人物，何时才能入关西。

　　此诗前四句以隐士陶潜和梁鸿相比，点出隐士身份，后四句言被召。末以关西孔子杨伯起相比，切其姓与被征。离别之际，友情无暇，以口号赠杨征君，以表达李白倾慕高士轻世肆志的清高。

　　自从汉代贾谊被贬长沙写了《吊屈原赋》之后，以屈原自喻、借凭吊屈原寄托失意之感便成了诗歌中常见的手法。韩愈此诗别具匠心，不写与屈贾同病相怜之苦，而是写英魂无处凭吊之情；不正面用典，而是以神秘空灵的意境烘托心头的迷惘惆怅，这就更深刻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寂寞悲凉。此诗的大意是：汨罗江畔山猿愁啼，汨罗江上鱼跃浪翻，这里自古就流传着屈原的故事。如今我空有满盘的频草，却找不到地方把屈原祭奠，只听到渔夫击舷歌唱的声音。

　　贞元（785-805）末年，韩愈官监察御史，因关中旱饥，上疏请免徭役赋税，遭谗被贬为连州阳山令。政治上突如其来的打击，在诗人心底激起了无法平息的狂澜，从而形成了《湘中》诗起调那种突兀动荡的气势：“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这两句语调拗折，句法奇崛。如按通常章法，应首先点出汨罗江名，然后形容江上景色，但这样语意虽然顺畅，却容易平淡无奇，流于一般写景。这里诗人运用倒装句法，突出了江景：山猿愁啼，江鱼腾踊，湘波翻滚，一派神秘愁惨的气氛，以为诗人哀愤的心境写照。首句又连用“猿”、“鱼”、“踊”等双声字相间，以急促的节奏感来渲染诗人激动不平的心声。因而，诗人虽然没有直抒见到汨罗江时所引起的无穷感慨，却自有不尽之意溢于言外。

　　诗人来到汨罗江本是为凭吊屈原而一泄心中的郁闷，然而就是在这里也得不到感情上的慰藉：江边到处飘浮着可供祭祀的绿苹和水藻，可是屈原投江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当初贾谊尚能投书一哭，此时却连祭奠的地方都无从找寻，唯有江上的渔父舷歌依然，遥遥可闻。相传屈原贬逐，披发行吟泽畔，形容枯槁，遇一渔父相劝道：“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说罢，“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子已逝，渔父犹在，此时之渔父虽非昔日之渔父，然而此时之诗人正如昔日之屈原，贤者遭黜，隐者得全，清浊醒醉，古今一理。因此那悠闲的歌声似乎永远在嘲弄着一代代执着于改革政治、不肯与世同流合污的志士仁人。这里暗用楚辞《渔父》的典故，情景交融，浑成无迹，构成清空孤寂的境界，与前两句激切哀愁的气氛在对比中达到高度的和谐，生动地表现了诗人面对茫茫水天怅然若失的神情，含蓄地抒发了那种无端遭贬的悲愤和牢骚。

　　这首诗寓激愤哀切之情和排奡跌宕之势于清空的意境和深长的韵味之中，成功地将探怪求新的特点和传统的表现方法揉为一体，充分体现了韩愈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和深厚造诣。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