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刚考中了博学弘辞科,又与礼部郎中杨凭之女新婚,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热情昂扬、凌励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然而,由于顺宗皇帝李诵即位时就已经中风,说话为不清楚,虽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与藩镇势力强大,所以革新只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元和四年八月,反对革新的太子李纯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贬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改贬永州司马。当时同时被贬的包括刘禹锡等人共有八位,史称“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的失败对政治上踌躇满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击,但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时的永州“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顿惊且伤”,相当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所谓的“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其实是个编制外的闲职,没有官舍为没有具体的职务。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庙,未及半载,母亲为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愤,正当壮年的柳宗元身体为越来越差,诸病缠身,虚弱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给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从悲观与失意中振作起来,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农夫相交,远离了政坛上的明争暗斗,回归到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他认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样的为世人所遗弃和漠视,写出了许多千古传诵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评价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说:“炎难为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了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确实,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伤的十年,却是他文学创作最丰富和哲学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为是我国游记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艺术魅力历久弥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并不为世人所知。但这些偏居荒芜的山水景致,在柳宗元的笔下,却表现出别具洞天的审美特征,极富艺术生命力。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所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时而大笔挥洒,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旷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给人以气势磅礴之感。
《永州八记》对自然美的描绘,贵在精雕细刻出一种幽深之美。八记描写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涧、小石城山等,柳宗元总是以小见大,犹如沙里淘金,提炼出一副副价值连城的艺术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对小石潭周围环境的描写,“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枪幽邃”,创造出一种空无人迹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记》对小石渠之水流经之处细腻的刻画,在长不过十许步的小水渠上,一处处幽丽的小景,美不胜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鲜苔环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员不足百尺、鱼儿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竹。
笔笔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风姿。柳宗元曾经说:“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因永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于是借山水之题,发胸中之气,洗涤天地间万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态,在用笔赞赏山水美的同时,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借以寻求人生真谛,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刻画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动态美,不是纯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赋予永州山水以血肉灵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说,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艺术写照,物我和谐,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人与自然的交响华章。
《旧唐书·柳宗元传》说,柳宗元“下笔构思”,“精裁密致,璨若珠贝”。精裁密致可以概括《永州八记》结构之美。8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开始“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笔,通过对西山周围山水景致的描绘,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画,最后,到《小石城山记》向苍天发出“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质问,对整个八记作结。8篇游记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艺术整体。如前四篇,首篇写了西山宴游之后,第二篇就以“钻拇潭在西山西”起笔,自然衔接,毫无斧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发端,同上篇相连;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这就以西山为起点,向西出游,接连出现了三处胜景,一处连一处,一景接一景,给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记前后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组合,犹如一气呵成,毫无间隔之弊。
这是一首咏月词。
“江南月,清夜满西楼。”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一个天朗气清的秋夜,明亮的月光洒满了西楼。
“云落开时冰吐鉴,浪花深处玉沉钩。”三、四句是说,云堆散开之时,圆月如冰鉴(镜)高悬天宇;浪花绽放深处,缺月似玉钩沉落江心。
前句写天上月,“鉴”写月圆。后句写江中月,“钩”写月缺。本应是“冰鉴”、“玉钩”为词,作者以动词“吐”、“沉”隔开名词词组“冰鉴”、“玉钩”,这样冰、玉状月色的皎洁;鉴、钩描明月的形态。不仅句式上易板为活,有顿挫峭折之妙;而且词意上也用常得奇,颇具匠心。
“圆缺冰时休。”上片结句是说,月升月落,月圆月缺,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上片结句既承接收拢了前两句,又以月圆月何时了的感慨,十分自然的开启了下片,转入一个新的意境。
“星汉迥,风露入新秋。”下片前两句是说,斗转星移,银河迢迢,不觉又是金风玉露的新秋。
“丹桂不知摇落恨,素娥应信别离愁。”这两句是说,月中丹桂四时不谢,它不会因为秋天而凋零;但月中嫦娥离群索居,在无休止的孤寂生活中,肯定体验到了离别的痛苦。“”
丹桂,神话传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斫之,树创随合(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素娥,嫦娥的别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
“天上共悠悠。”末句是说,人间离人和天上嫦娥,都为月缺人分离、月圆而人未圆而黯然神伤。悠悠,忧思绵远的样子。一个“共”字,道出了人间离人和天上嫦娥,都为月缺人分离、月圆人未圆而黯然神伤,收到了“一石击两鸟”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以咏物为主,写景生动,体物精微;在咏物中抒怀,借夜月的圆缺不休,表人事的聚散不定;以嫦娥的知离愁,写出人间的悲欢离合。结句含蓄蕴藉,意境悠远。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托梦写情。“好梦最难留”,劈空而来,情势完足,醒入耳目,总摄全篇。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作者曾有个美好的梦,美梦已经逝去,十分怀恋它。“最难留”,是因为最想留,加深了“好梦”所表现的感情。这句是极丰富的个人情感的凝缩,是对古今中外人们某些感情生活经验的概括,是作者最深沉的感叹。读之使人回味再三,产生强烈的共鸣。作者声称写梦,但那发自肺腑的感喟却使人疑梦为真。“吹过仙洲”,好梦都是短的。作者的好梦象一阵风,就那么容易吹走了。风吹好梦飞越大海到了神仙居住的小岛。“仙洲”写梦的归宿,显示梦的美和对它逝去的伤感。也许作者希望它在“蓬莱宫中日月长”吧。词写到这儿,象似一首乐曲已近尾声,又象主人公在凝神思考。“寻思依样到心头。”“寻思”,承首句怀恋好梦的含义,写寻梦。“依样”,依照那个梦境的样子。这句是说,作者想念着那好梦,把它又完好地唤了回来。可见对好梦的印象之深,突出了“好”字。但这句重要的作用是强调下文写的梦境。
“去也无踪寻也惯”,回应首句好梦已逝的含义,并解释了“依样”。因为作者经常重温这好梦,已完全纯熟。每当想起它,眼前首先浮现的是“一桁红楼”。这是复道行空、楼阁玲珑的非凡去处。交待了好梦的环境和在这环境中的佳人。应指出,作者始终没直接写伊人,只用环境烘托。既然是好梦,则主人公爱之,那么这梦决非只有景观。人不是追随环境的,环境之可人,总因为这环境中有合意的人。且“红楼”是富贵女子居处,说有佳人无误。
“中有话绸缪,灯火帘钩”,“中”字把上下阕紧密连接起来。自然,这“中”是指红楼之中。它有一种明显的效果,就是把作者和词境的距离拉长了。似乎作者超然物外地在观察想象人间情侣的奥妙。那红楼中的人有说不完的话,缱绻缠绵。不知不觉已到夜阑灯上时,银钩乍摘,宝帘轻放。这两句看似不经心不用力,其实恰是以浓墨重彩画出了难忘的一幕。作者与词境不即不离,所写则不好凿实。
“是仙是幻是温柔”,由前面描写梦境的远景、中景推向近景,但却移开了镜头。用梦幻般的感受代替了实写。“仙”“幻”“温柔”又象从不同角度状写佳人的超凡绰约的风姿和妩媚柔和的天性。这个词句等于三个判断句,可以说表现了多方面的美,但不如说表现出一种难以说清的美感。三个形容词前都用判断词“是”,反而不能表达明确的判断,使人感到一种选择不到最恰当的词的困惑,言有尽意犹未尽。
“独自凄凉还自遣,自制离愁。’’写好梦已远远离去,只剩自己孤独寂寞。梦醒后加倍的凄凉使作者感到重压,但排遣它还要靠自己。这凄凉之感其实就是离愁别绪。揭示离愁的主旨已经水到渠成。“自制离愁”承以上词意,明写离愁,但偏用“自制”否定了它的实有,说这不同于一般的离愁,只不过是自己心造的幻影,是自己编制的美好情境。又归结到写梦。刚露出真实的端倪,又及时遮掩过去。闪闪烁烁,似是而非,读来颇有山重水复之感。实际上,写离愁是本词的主旨。
这首词依感情的起落、转承显示层次,写得节奏鲜明,意脉贯通,跌宕有致,摇曳多姿。以梦境为中心,有如叙述自己生活里曾有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围绕这个故事,写出自己的感触。词意虽影影绰绰,但合作者的主张:“古来情语爱迷离”,且不失具有一种艨胧之美。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云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这一传说故事,充满了奇异神话色彩,《卿云歌》的主题,则反映了先民向往的政治理想。 全诗三章,由舜帝首唱、八伯相和、舜帝续歌三部分构成。君臣互唱,情绪热烈,气象高浑,文采风流,辉映千古。
首章是舜帝对“卿云”直接的赞美歌唱。关于“卿云”之名,《史记·天官书》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在古人看来,卿云即是祥瑞之喜的象征。“卿云烂兮,糺缦缦兮”,若云若烟,卿云灿烂,萦回缭绕,瑞气呈祥;这祥瑞之兆,预示着又一位圣贤将顺天承运受禅即位。“旦月光华,旦复旦兮”,这更明显寓有明明相代的禅代之旨。圣人的光辉如同旦月。他的受禅即位,大地仍会像过去一样阳光普照、万里光明。这与其说是舜帝的歌唱,毋宁说是万民的心声和愿望。
次章是“八伯”的和歌。八伯者,畿外八州的首领。这里当指舜帝周围的群臣百官。舜帝首唱“卿云”,八伯稽首相和:“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旦月光华,弘于一人!”他们进而赞美上天的英明洞察,把执掌万民的大任,再次赋予一位至圣贤人。这里对“明明上天”的赞美,也是对尧舜美德的歌颂。《尚书·尧典》有云:“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而今者虞舜,效法先圣,荐禹于天,以为后嗣。没有尧舜的美德,就没有禅让的美谈。尧舜之举比起明明上天,更值得称颂。
舜帝的赓歌,则表达了一位圣贤的崇高境界和伟大胸怀。十二句可分三层。前四句以“旦月有常,星辰有行”作比,说明人间的让贤同宇宙的运行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才能使国家昌盛,万民幸福。中四句叙述“迁于贤圣”的举动,既顺从天意也符合民心。可谓普天之下,莫不欢欣。最后四句表现了虞舜功成身退的无私胸怀:“鼚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正当人们击鼓鸣钟、载歌载舞,欢呼庆贺夏禹即位之时,自感“精华已竭”的虞舜,却毫无声息地泰然“褰裳去之”。只此两句,一位崇高伟大的圣贤形象,便跃然纸上。
尧、舜禅让,载于《尚书》,《卿云》之歌,流传秦季。而尧、舜均属传说人物,舜歌《卿云》,颇难征信。很可能这是身处战国、秦季乱世,目睹争夺劫杀,而向往礼让治世者的代拟之作。不过,自战国、秦汉以来,禅让传说和《卿云》之歌,代代相传,深入人心,对形成以礼让为美德的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柳诒徵论“唐虞之让国”时写道:“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亡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中国文化史》)。这对认识《卿云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颇有启发。
在艺术上,《卿云歌》辞藻华美,意境超迈,孕育骚赋句法,足可与《诗》之《雅》、《颂》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