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将乡愁和《楚辞》中的忧思及自己对国事的关切三者结合起来写。颈联中“客恨”照应首联，当与楚辞“句句”所含之恨有关，“归期”照应颔联，同时又是“怀吴中”的进一步深化。尾联离开前六句的思路独辟蹊径，由自己在蜀川怀吴中联想到吴中无人怀念自己。这首诗意蕴深曲，耐人寻味，对仗工整，使事熨帖。
首联的“挑灯”、“句句”看似寻常，其实却是理解全诗的关键。这一联里诗人只说楚辞“不吾欺”，第三句又用《楚辞·九辩》中的句意，“不吾欺”的当是指楚辞中慨叹远游漂泊的诗句。这样理解自然不错，因为伤羁旅是本篇第二句以下着力描写的内容，也是全诗的重要主题。但是，如果研讨一下“挑灯”、“句句”四字，那么认识还有可能更进一步。诗言“挑灯”，当然是久读，因而所读的绝非楚辞中的一篇一章；又说“句句”，我们便知道“不吾欺”者就不单是“登山临水”一意，相反，贯穿在楚辞“句句”中的主要精神——关心国家命运、指斥权奸误国、对因谗被逐的不满等等，应该也是作者内心所深许的严羽《仓浪诗话》说，写诗“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陆游此诗即用“引而不发”的方式，把乡思和楚辞中的忧愤联系起来，不但形式上含蕴深曲，耐人咀嚼，而且内容也远远超过了一般游子怀乡、志士不遇的篇什。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说：“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曰白乐天；于元年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悉备也。”把陆游和白居易、苏轼并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
陆游七律，前人推崇备至。这首诗中间四句不仅对偶亲切、自然、工致，而且含义也十分丰富。“临水登山”与“浮家泛宅”虽同写羁旅，但前者侧重远游，后者侧重漂泊，而且一句用“处”，一句用“时”，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突出作者的旅寓情怀。即使是“更堪”、“正是”这些虚字的使用，也道出了诗人已经不堪宦游而又不得不继续寄旅的内心世界。颈联中“客恨”照应首联，当与楚辞“句句”所含之恨有关；“归期”照应颔联，同时又是“怀吴中”的进一步深化。“巴酒”不能消恨，可见旧恨犹在；“蜀巫”空报归期，则新恨又添。此外，“巴酒”、“蜀巫”虽是前人诗歌中常见的熟语，但是作者当时身在成都，用得便更显切当。
尾联离开前六句的思路独辟蹊径，由自己在蜀川怀吴中联想到吴中无人怀念自己，两相对比之下，更加显示了千里客居者的孤独和苦闷。写法上，这一联有两重含义：一是用“柳”音关“留”，明写留恋吴中——这是古人诗文中的常见用法；一是用“灞桥”意关京都，暗示朝廷中没有人赏识自己的才能——这则是本篇的独到处。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这首词是作者为凭吊吴相国伍子胥之作，要理解这首词，先得了解一点史料，《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传》：
太宰嚭……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日：“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日：“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日：“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人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日：“胥山”。
伍子胥忠于吴国，到头来却被谗自刎，且被吴王夫差以牛皮袋子装了尸体扔到江里去。作者对伍员的忠心表示崇敬，对其遭遇表示同情，作者正以这种感情写此词，故读来不觉引起共鸣。
首句“长忆”两字，是潘阆十首《忆余杭》的共同开端，可称之为“定式”。首两句是说想起吴山上的伍子胥庙，其中“森森”两字含意很深。“森森”形容树木的茂盛。在古木参天的丛林中建立吴相庙，显示了伍子胥的高大形象，也表明了祠庙并不荒凉，因为千古以来，吴地人民一直对这位忠臣敬仰不已，故使庙中香火不绝。第三、四句揭露了吴王夫差的残暴，他把伍子胥的尸体扔到江中，使得江水也表示愤慨而激起汹涌的怒涛，即使经历了千百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对夫差无比的憎恨。这两句用了“移情”的创作手法，把吴地人民的感情移给江水，让江水替他们表达，这样，词意就显得含蓄委婉，如果直接说“吴人愤慨如怒涛”，就真味同嚼蜡了。
下片第一二句是与上片的“忆”字相呼应。作者回忆起当年来吴山凭吊时的情景。在暮色苍茫之际，云雾笼罩着殿宇，聚在树上的乌鸦噪叫着，其气氛是悲凉的，也好像乌鸦在为吴相国鸣不平，云雾亦为之而悲伤。其实乌鸦与阴云，都是没有理智之物，这种“鸣不平”、“悲伤”皆由人的感情在支配，则此二句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寓情于景。结合第三句看，作者认为寒鸦和阴云能经常在祠庙周围“聚”“笼”，尚且知道安慰伍子胥的忠魂——这正是下句“灵”字的伏笔，而自己则自从凭吊过后再也没有重来拜谒，心里感到内疚（有负），这种在崇敬中带有一点抱歉的心情，在末句中予以畅快地宣泄，他说：“只有在这离相国遥远的地方，敬上满满的一杯酒”（遥奠酒盈卮），以表达式景仰之心。
潘阆的一生是不大得意的，他虽然承蒙宋太宗的恩赐，赏了一个“进士及第”，但不久就被追还了。后来又犯了违法之事逃亡到中条山，结果仍被逮捕坐牢，最后虽被赦免，也只当了滁州参军的小官。这些坎坷的遭遇，他的内心自然会感到压抑和苦闷，产生逃世的思想。潘阆十首《忆余杭》，有好几首是所谓“语带烟霞”，正是他内心痛苦的反映。潘阆也有很强的事业心，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无奈不幸的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摧毁了他的雄心壮志。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此词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原是诗人、词人的惯技，此词是借凭吊伍子胥的酒杯，来发泄自己的不平，那么，此词之吊伍子胥是虚，吊自己是实。
此诗首句写潼关雄踞山腰，下临黄河，形势十分险要；次句写作者行经此地，马蹄声声，被秋风吹散，点明时间和旅程；三、四句写黄河浩浩荡荡以及潼关境域内的山峦起伏。全诗豪迈奔放，写景与言情巧妙结合，含蓄又生动。
诗的首句以一种远景式的遥望，展现潼关一带苍茫雄浑的气象。紧接着，第二句以轻捷、有力的笔调，将“秋风”“马蹄声”引入诗中，不但以听觉形象补充了前一句所造成的视觉形象，进一步渲染出潼关一带独具的氛围，而且打破了原先画面的静态，给全诗增添了一种动感。对于久处书斋的文弱书生来说，萧瑟秋风也许是惹人伤感的凄凉之物，但对胸怀大志，亦文亦武的诗人来说，秋风中那矫健的马蹄声却更能催动豪情。他在壮阔的天地间策马驰骋，感到欣喜，感到痛快，感到精神上的极大的自由。
接下来的三、四句，则转从河和山方面来写。在前面那种状态下，诗人极目四望，眼前的自然景物也呈现出新奇的姿态：那从群山中冲决而出的黄河，尽管已奔入辽阔的平原，但仍嫌受束缚似的在不断冲击着河岸；而西去的群山，虽然走向与黄河相反，但仿佛也在力戒平坦，一更比一峰高。这样透过壮阔险峻的背景，就把潼关写活了。同时将写景与言情巧妙地结合起来，融进了诗人要求冲破约束的奔放情怀，是自我性格含蓄而又生动的描绘。
这里的诗人即高山、大河，高山、大河即是诗人。因为诗人已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了高山、大河之上，在高度的审美愉悦中，诗人已与高山、大河进入了同一状态，彼此相融，浑然不分而这“犹嫌束”“不解平”的黄河，高山，即是诗人傲岸不羁雄奇磊落胸怀的写照是诗人特有的冲决一切罗网、奋发昂扬的心态的外化。
诗人在这首诗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扩张式的、外拓型的心态。这是一种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所急需的新型人才应有的精神状态。它昭示了诗人短促而轰轰烈烈的一生，即将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