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不才如我垂久老矣竟忝列先生的门下,金灿灿的酒器映照着我满头萧萧的白发。
惭愧呀魏公你如此看重又宴请了我,我在曲台编的那本书消磨了几多年华。
多少回重阳节从忧愁中过来的,多少回酒醉中又壮心偶发。
此番风雨之夜辗转无眠,起来把新诗一遍一遍地写下。
注释
晚岁:作者时年五十六岁,故称。
金罍:泛指酒盏。
曲台:指太常寺,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
新诗:韩琦新赋的诗,诗中含有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之气。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这首诗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
诗共十二句。开头四句,紧扣“不遇”题旨,连用四个“不”字,反复叙写自己困顿失意的情形。北阙,指朝廷。首句是说自己,向朝廷上书,陈述自己的政见,表达用世的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次句化用汉代杨恽《拊缶歌》:“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的句子,意思是说自己退隐躬耕,因为天时不顺,没有获得好收成,衣食无着。第三句反用晋伏滔参加孝武帝召集的百人高会,受到孝武帝垂青的故事(《世说新语·宠礼》),借指自己不能挂名朝籍的不幸遭遇。五侯,用汉成帝同日封其舅王谭等五人为侯的典故(《汉书·元后传》),此处泛指权贵。第四句意思是:阿谀奉承权贵,可以获得利禄,但自己的性格刚正不阿,不愿这样做,只能沉沦困顿。
接着的四句,描写主人公不遇失意后漂泊困窘的生活。河朔,。茂陵,。主人公落魄以后,远游河朔,投靠一位朋友为生。但滞留他乡,依附他人的生活,使他心中产生了深沉的乡思。家人住在京城,风尘阻隔,音信全无,他们都平安无事吧?还是暂且留在北地,登山临水,流连赏玩吧。即使春天已经来到人间,和风吹拂,杨柳依依,最能惹起人的旅思,也全然不管。既思乡怀人,却又宁愿继续漂泊他乡,主人公这一矛盾的心理,极深刻地反映了他失意以后凄楚、哀伤悲愤的心情。
最后四句,主人公向友人陈述他对世俗的态度和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说:今天世上的人,只为自己着想,自私自利,我对这种现象大为不悦,内心十分鄙视。这一点,你是应当了解的。我希望先济世致用,然后功成身退,去过闲适的隐逸生活,岂肯一辈子庸庸碌碌,毫无成就,枉做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主人公在失意潦倒、栖迟零落的境遇下,仍然说出如此高亢激昂的誓言,表现出他仍然有强烈的用世要求。
这首诗每四句一转韵,诗意亦随之而转换,是七古体裁中典型的“初唐体”,说明了王维的诗歌创作受初唐的影响很深。但诗中所表现的虽失意不遇,仍然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则是盛唐封建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风貌和人生态度。
本文记述战国时期荆轲剌秦王这—悲壮的历史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表现了荆轲重义轻生、反抗暴秦、勇于牺牲的精神。文章通过一系列情节和人物对话、行动、表情、神态等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了侠义英雄荆轲的形象。
秦王嬴政重用尉缭,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嬴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赵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嬴政的人。
后来,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音jiǎn)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燕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要他去刺杀秦王。荆轲说:“行是行,但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向他求和去的。听说秦王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秦国将军樊於期,现在流亡在燕国,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了。”
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去找樊於期(fánwūjī),跟樊於期说:“我有一个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患,还能替将军报仇,可就是说不出口。” 樊於期连忙说:“什么主意,你快说啊!” 荆轲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接见我。” 樊於期说:“好,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了。
太子丹事前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叫工匠用毒药煮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死。他把这把匕首送给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个十二岁时便杀过人的勇士秦武阳,做荆轲的副手。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去。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在今河北易县)边送别。临行的时候,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跳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立刻穿上上朝的衣服,在咸阳宫接见荆轲。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於期头颅的盒子,秦武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秦武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样子,不由得害怕得发起抖来。当然,《刺客列传》里,谋士田光对燕太子丹说的一段话:“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舞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之荆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秦王政左右的侍卫一见,吆喝了一声,说:“使者怎么变了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果然见秦武阳的脸又青又白,就赔笑对秦王说:“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政毕竟有点怀疑,对荆轲说:“叫秦武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从秦武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於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秦王政一见,惊得跳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扎过去。秦王政使劲地向后一转身,把那只袖子挣断了。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地直转悠。旁边虽然有许多官员,但是都手无寸铁;台阶下的武士,按秦国的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殿的,大家都急得六神无主,也没有人召台下的武士。官员中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生,叫夏无且,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那只药袋就飞到一边去了。这时,左右大臣提醒道:“把剑背在背上,把剑背在背上。”秦王政遂将宝剑背在背上,再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政扔过去。秦王政往右边只一闪,那把匕首就从他耳边飞过去,打在铜柱子上,“嘣”的一声,直迸火星儿。秦王政见荆轲手里没有武器,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剑伤,自己知道已经失败,张开双腿坐在地上,傲慢地说:“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束了荆轲的性命。
诗从自己的行程写起,天还没有大亮就趁着月光从云阳出发,到太阳落山才到达朱方,按这两地相距甚近,根本用不着花一天时间,所以这里言外显然是要说自己在途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呆在庐陵王墓下(刘宋皇室的陵墓都在朱方的郊区)。诗人对这位不幸遇害的少年王子表示最沉痛的哀悼。“道消”两句要表达的意思是,在徐羡之等人横行的岁月里,小人猖獗,君子道消,自己十分愤懑,但无从表达,郁积于胸中已久;现在拨乱反正,国运中兴,才得以一抒其哀悼的深情。“开运”二字有歌颂刘义隆之意。
“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两句说逝者虽死犹生,当年的谈话自己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与墓中人的关系一般来说乃是伤逝一类诗歌最重要的内容,往往会写得比较多;但这里却一笔带过,点到即止,很快就转入“徂谢易永久,松柏森已行”,感慨时光过起来真快那种比较常见的叹息当中去了,似乎不免有些奇怪。
这里有些不得已的原因。在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的七个儿子中,首先继承皇位的老大刘义符最缺乏政治家素质,他的爱好是乱玩一通,或模仿民间如何做小生意,于是很快就在一场政变中下台并被杀。他的二弟庐陵王刘义真则要出色得多,他很早就参加过刘裕恢复中原的战争,差点牺牲在关中;回到首都以后,注意笼络人才,与文化名人、宗教精英相接纳,对未来有所规划。《宋书》本传说他“美仪貌,神情秀彻”,“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刘裕去世前,他被任命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未之任而高祖崩”,稍后才去历阳赴任,出发前“义真与灵运、延之、慧琳等共视部伍”,一个影子政府公开亮相了。
谢灵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召回首都任高官的。他对朝廷一举粉碎徐羡之集团、为庐陵王刘义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当然是衷心拥护的,但是刘义真当年的狂言却绝对不宜去谈,于是他借用《诗经》中现成的“德音”一词,将自己与这位小王爷的深交含含糊糊地一提就告结束——再多说一句就成蛇足。
这时候只有哀叹刘义真的死于非命是不会犯任何忌讳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口头和书面上多次说起他那十八岁就被人害死的二哥义真乃一“冤魂”。所以谢诗也从这一角度切入,他主要用了两个典故,延州季子挂剑的故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谢诗用这一典故既表明自己不忘故旧,也表明生者的纪念无法让逝者复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动了真感情的话,不是一般的门面语。“楚老惜兰芳”典出《汉书·龚胜传》,谢诗用这一典故的含义显然是痛惜刘义真毁灭于高尚,“抚坟徒自伤”则是觉得自己也可能有同样的命运。以脱俗的言辞来吊唁龚胜的楚老当是道家者流,他看清了一个人的高明之处往往给他带来麻烦以至于毁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谢灵运在诗中大发这一类感慨,既以哀悼庐陵王刘义真,也表达了他本人深沉的忧虑。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恸,定非识所将”四句比较曲折,不易索解。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文选·庐陵王墓下作》李善注云:“若人,谓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远,是通也;解剑抚坟,是蔽也……言己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己亦复尔,斯则理感既深,情便悲痛,定非心识所能行也。”而吕向注则认为:“若,此也,此人谓王也。通,言聪明好古;蔽,谓与群邪不协,自见灭亡也。此两者互相其妨。”黄节先生《谢康乐诗注》大体取后一说并有所修正,指出:“通,谓生为帝子;蔽,犹塞也,谓废为庶人。此互相妨矣。”黄说甚是。追寻作品中词语典故的来源,李善本事很大;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他的悟性似乎不是最佳,有时反不如学问要小得多的五臣。这四句诗略谓像庐陵王刘义真这样的人,他的高贵出身同他的悲惨遭遇实在是太矛盾了,简直不能理解,只好痛哭流涕。这里很有些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意思,但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四句略带玄言色彩,而正能表达其悲痛之深。最后几句说,刘义真死得太早,又死得特别冤枉,现在虽然得到昭雪,也不过是一个空名,我巨大的哀痛无法抑制,只好长歌当哭,根本算不上什么诗篇。
谢灵运的山水诗往往精细地描绘风景,感情色彩并不很浓,有一点也特别含蓄深沉,不大容易感觉到;他的政治抒情诗则不同,这一首更是很动了感情的。由于形势的微妙复杂,他不可能畅所欲言;但他其实把什么都说出来了,不愧是大诗人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