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主要是叙事,讲述的是作者偶遇佳人,并对佳人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故事伊始,两人的相遇便颇具浪漫色彩。“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在狭窄的道路上作者恰巧遇到华美的宫车从旁经过,一声令人肠断的呼唤从绣帘中传出。这便是两人的初遇,爱情不期而至,词人对佳人一见钟情。接着,词人借用李商隐的名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表现自己与佳人二人心意相通、两情相悦。借用李句,读来琅琅上口,又富有文采,以彩凤、灵犀自比,自然而然地体现了两人的心意与情感,同时也使得作者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得到升华。上片叙事简单明了,又饱含情感,人物形象跃然纸上,鲜明生动,使人读来如临其境,自然而然地勾勒出二人相遇的场景及沉溺于感情的画面。
词的下片主要描写的是作者的相思及求而不得、盼而不得见的苦闷愁情。词人化用了唐代诗人韩偓《无题》中的“绣屏金作屋,丝幰玉为轮”,在利用前人智慧之时加入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金作屋,玉为笼”,亦化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却又赋予“金屋”新的寓意,以“金屋”“玉笼”来形容佳人住处的华美,从而进一步暗示佳人身为皇宫中人的身份,同时也暗示着两人的身份之别,这似乎又暗示着两人无法圆满的结局,为这段感情蒙上了一层阴影。佳人深居宫闱,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次的相遇只能是一次短暂的邂逅。“车如流水马游龙”,引用李煜的词句,将“如”字改为“游”字,更显动态感。车子接连不断像流水一样奔驰而过,马匹络绎不绝像一条条龙一样走动。两人很快就在茫茫人海中分离,从此相见无期。运用比喻的手法具体形象地写出了街景的热闹,而这种热闹又与词人此时落寞的心境形成了对比,运用反衬的手法突出词人的失意与怅惘。最后两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运用刘郎的典故,来表现两人今后再相会的渺茫与遥遥无期,从而写出了词人对佳人的相思之情与怅惘的愁绪。词人改“一万重”为“几万重”,使这种愁绪与苦闷显得更加突出,也使词人的相思之情显得越发深重,情感更加鲜明、突出、沉重。
这首词用语考究,借他山之石攻玉,信手拈来,却能驾轻就熟,左右逢源,词人驾驭语言的艺术可谓高超。
《世说新语》载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是国戚,得到晋武帝的援助,赐他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作为炫耀的资本。殊不料石崇举起铁如意,当场狠命一击,珊瑚宝树顿时应声而碎。石崇随即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作为赔偿,王恺羞惭而去。这段故事并非发生在“酒边”,但该篇首句的“碎珊瑚”,无疑是化用了这则典故。“酒边”是为了加映珊瑚之红,而以宝物的碎溅来比喻落花的飞散,于形象之外更有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第二句的用典也与石崇沾边,即著名的“金谷园绿珠坠楼”。侍中孙秀垂涎石崇的爱姬绿珠,指名索取,石崇坚决拒绝。孙秀就矫诏逮捕了石崇。《晋书·石崇传》对此有一段简练而传神的叙写:“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以美人坠楼喻落花殒香,同样是既逼真又惨怛。“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杜牧《金谷园》)可见这一比喻是诗人的通感。
第三句语意直白,不像再有什么故实,但仍使读者不禁联想起杜牧的《叹花》:“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狂风落尽深红色”,不就是“落花”命运的写照。作者在“绿叶成阴”即所谓“枝上翠阴”中,还添上了“鹧鸪”的悲啼,让它来悲挽落花的飞尽。元诗人萨都剌《过嘉兴》:“春风一曲鹧鸪吟,花落莺啼满城绿。”可见“啼鹧鸪”确是落花时节固有的景观。
小令的这三句鼎足对,首句从树上繁英纷落的角度着笔,即所谓花雨;次句则是落花飘坠的特写,暗含“一片花飞减却春”(杜甫《曲江》句)的寓意;第三句返回枝上,则是绿叶成荫,片红全无,彻底消抹了落花的存在。这样的三部曲步步推进,转接无痕,使人浑然不觉对仗的存在,却强烈地表达出“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乌夜啼》)的惋伤。
诗人把落花的蒙难归咎于风雨,两者各负“一半儿”责任。“谩嗟吁”,则一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神情。与张可久同时的曲家徐再思,也有一首《一半儿·落花》:“河阳香散唤提壶,金谷魂销啼鹧鸪,隋苑春归闻杜宇。片红无,一半儿狂风一半儿雨。”两曲不存在渊源关系,却出现了结尾的巧合,可见“风雨落花愁”的意识,在古人是根深蒂固的。
此此记词人送客遇妓醉饮的一段情事。按时间顺序先写郊原送客,次写归途遇妓欢饮,后写醉归惜花抒感。这段看似是写送客情事,实则是写词人政治失意的郁闷。
上片前三句写郊外的原野,长长的道路伸向远方。行人离去后,词人感到怅然若失,心里空落落的。后两句写孤城和残阳斜照,表达离愁别绪。词人把斜阳比喻成“余红”,相当新颖,并把感情寄托在余红上,说斜阳由于不舍城楼上的一处栏杆,迟迟不肯收敛起最后的一抹余晖。用斜阳对栏杆的不舍,来映衬词人对离去之人的不舍。这样,人与景融为一体,都被浓浓的离愁别绪笼罩着。接着,词人笔锋一转,描写陪同送行的歌妓。歌妓极力劝酒,词人大醉。
下片写次日酒醒后的情况。首三句将词人初醒时的睡眼惺忪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已经不太记得昨天的事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的马,头脑里一片恍惚。幸好“惊飙动幕”,一阵狂风吹动来,掀起了窗帏,他的醉意立马被吹散了几分,一下子清醒多了,但并未完全清醒。“扶残醉,绕红药”表达了对春光的深爱之情。只有情深,方才能有下面的“叹”。“东风何事又恶”和上文的“惊飙”二字遥相呼应,结构严谨有序。结句词人暂时抛却烦恼,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聊以自慰。
全词布局巧妙,章法一曲三折,直叙中有波澜起伏,顺叙中有插叙,令人回味。词作用比兴的手法,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委婉动人。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