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作者回忆二十年前，汴京的灿烂与辉煌，以及御题赋诗的憧憬。下片则写遭劫后的破败荒凉，以及亡国之臣的失落。全词运用简明对比的写法，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像余地。该词采用今昔盛衰对举之法，写世事之变迁，道无尽之哀感。
词的上片追忆往昔盛况。
“日射云间五色芝。鸳鸯宫瓦碧参差。”灵芝，能益精气，强筋骨，久食延寿，旧来以为兆瑞之草。如《神农芝论》云：山川云雨、五行四时、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为圣王休祥焉。汉朝有灵芝生于宫，每每君臣欢庆，大赦天下（见《双书》《东观汉记》等）。此词谓皇宫所生五色神芝，借以象征太平盛世。虚处着笔，正、反映射全篇。下面一句是说，丽日照耀下的宫殿，红墙绿瓦，流光溢彩。宫瓦俯仰相次，故以鸳鸯名之。如《长恨歌》云“鸳鸯瓦冷霜华重”，即指此。亦称鸳瓦，李庾《东都赋》所云“鸳瓦鳞翠，虹梁叠壮”即是。以上只两句，即将国运昌泰的气象勾勒了出来。“西山晴雪人新诗”，是景致，是文事，也不无怀念旧君之意。作者于词下自注云：“往年宏辞御题有西山晴雪诗。”以上怀旧，只用侧笔出之，与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云云之正写不同。于此又可见词与诗在表现方式上有直婉的不同质素。
词的下片文情陡转，与世事突变合拍。
“焦土已经三月火，残花犹发万年枝。”“三月火”，是对蒙古军队的愤怒控诉。“万年枝”，盖谓社稷倾覆，故都化为一片焦土，而花儿犹自开落，成为人世变故的见证。两相对照，愈见物是人非。末句“他年江令独来时”，强调“他年”、“独来”，显然突出了词人旧地重游，一来表明词中所写均为自己此行所见所感，二来表明自己和江令一样已是沦为异族臣民。一个亡国遗民来到残破不堪的故都，此情此景，难以为怀。其深沉的故国之思，黍离之悲自在不言中。全文上结晴雪入诗，下结江令独来，一文事，一文士，有照应勾连之妙趣，通体停匀，双结工稳婉转。
诗中描写登临越王台所见风云变幻，并由此联想到历经浩劫的国运时局，呼唤当今之世也能出现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手握长剑，力挽狂澜。诗作气势磅礴、风格雄健，体现了康有为独特的艺术个性。
诗“秋风立马越王台，混混蛇龙最可哀。”两句凸现了一个忧时伤世的青年志士的形象，秋风猎猎，立马高冈，目接混茫，心潮澎湃。诗中“混混蛇龙”，亦寓有嗟叹世道陵夷，混浊纷乱，英雄埋没草莽之意。
“十七史从何说起，三千劫几历哀回。”两句则是反思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大气包举，涵融古今。王朝的盛衰兴亡从何说起，大千世界，不知经历了几多浩劫。“十七史”是泛言，实则着眼的是有清一代的盛衰，“从何说起”，言外有不堪闻问之意。自康乾盛世、道成以降迄于光绪季世，国运始如日丽中天，垣赫鼎盛，终至白日西倾，沧海横流。“三千劫”，将佛教语的一个绵亘久远的时空观念浓缩到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特指鸦片战争以来民族蒙耻的历史。灾难如此频繁，浩劫如此惨重，竟然使人感到仿佛经历了三千次劫火的焚烧，堕入酷烈的生死哀回。
“腐儒心事呼天问，大地山河跨海来。”句慷慨悲歌，直抒孤愤。大地山河，疮痍满目，古老的天朝上国即将被现代文明所吞没，不禁仰首苍穹，抚膺浩叹。“腐儒”，诗人自指。康有为诗学杜甫、龚自珍。杜甫即常以“腐儒”自称，以表白自己特立独行、不徇世媚俗的个性，“大地山河”，叹息祖国锦绣江山，本自龙蟠虎踞，雄睨一世；惜哉金瓯已缺，列强觊觎，坚舰利炮连同现代文明跨海而来，顿时惊破天朝残梦。
最后两句表现了诗人力挽狂澜的爱国情怀，而尤为可贵的是诗人的时代敏感，表现出了一位先觉者走向世界的开放意识。临睨八荒，青天浩荡，云海苍茫，无涯无际，横跨重洋，令人与飞云俱远。不可能坐并观天，老死户牖，而不思雄飞寰宇。末句交织着郁勃和激越的情怀，慨叹堂堂中华旧邦，竟无破壁而出，放眼世界，吮吸现代文明之雨露，堪为民族脊梁的雄才。
此诗以悲壮昂扬的基调，透露出砰訇的新潮音，表现了诗人愿为时代弄潮儿的神圣使命感。
这首诗，同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绝句，作者都是迁谪失意的人，写的同样是以山作为描写的背景。然而，它们所反映的诗人的心情却不同，表现手法及其意境、风格也是迥然各别的。
作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即使处于炎海穷边之地，他那眷怀故国之情，仍然锲而不舍。他登临北睇，主要不是为了怀念乡土，而是出于政治的向往与感伤。“独上高楼望帝京”，诗一开头，这种心情便昭然若揭；因而全诗所抒之情，和柳诗之“望故乡”是有所区别的。“鸟飞犹是半年程”，极言去京遥远。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其中含有浓厚的抒情因素。这里，深深透露了依恋君国之情，和屈原在《哀郢》里说的“哀故都之日远”，同一用意。
再说，虽然同在迁谪之中，李德裕的处境和柳宗元也是不相同的。柳宗元之在柳州，毕竟还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只不过因为他曾经是王叔文的党羽，弃置边陲，不加重用而已。他思归不得，但北归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否则他就不会乞援于“京华亲故”了。而李德裕之在崖州，则是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残酷无情的派系斗争中，他是失败一方的首领。那时，他已落入政敌所布置的弥天罗网之中。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遭遇，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然会贬死在这南荒之地，断无生还之理。沉重的阴影压在他的心头，于是在登临看山时，着眼点便在于山的重叠阻深。“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这“百匝千遭”的绕郡群山，正成为四面环伺、重重包围的敌对势力的象征。人到极端困难、极端危险的时刻，由于一切希望已经断绝，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幸，思想上都有了准备，心情往往反而会平静下来。不诅咒这可恶的穷山僻岭，不说人被山所阻隔，却说“山欲留人”，正是“事到艰难意转平”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诗中只说“望帝京”，只说这“望帝京”的“高楼”远在群山环绕的天涯海角，通篇到底，并没有抒写政治的愤慨，迁谪的哀愁，语气是优游不迫，舒缓而宁静的。然而正是在这优游不迫、舒缓宁静的语气之中，包孕着无限的忧郁与感伤。它的情调是深沉而悲凉的。
文章的第一段概括交代柳敬亭说书技艺的精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深远影响，第二段介绍柳敬亭走上说书道路的经过，以及演技提高的过程；第三段写柳敬亭为左良玉所赏识，倾动朝野；第四段写明亡后柳敬亭重操旧业，其说书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按理说，说书艺术家的音容笑貌是最生动，也最引人注目的。但文章一开始没有一言一语着眼于刻画柳敬亭的音容笑貌，而是把柳敬亭放在宋明以来演史小说盛行不衰的广阔背景上，作宏观的考察。作者指出，两宋时说历史演义和小说者，见之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著录的就有数十人。此后数百年间，却寥寥无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以考信的笔法，确切的事实，突出了柳敬亭在古代说书艺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个地位低微的说书艺人要走向社会已属不易，更何况是得到公众的肯定而名噪一时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坎坷经历和曲折奋斗，只是一笔带过，说他年十五，就犯法当死，因而变姓柳，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语调平实，不事渲染。而吴传则说：“久之，渡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噫！吾今氏柳矣。’这就把柳敬亭的改姓传奇化了。也许，吴所写的传中有关这类描写，在黄宗羲看来，正是所谓“有失轻重”之处。其实，不过是黄、吴写传的主导思想不同罢了：一则重平实，一则重描写而已。
柳敬亭从家乡泰州流浪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使听众动容，说明他在说书技艺方面有着极好的禀赋。但在柳敬亭的成才道路上，儒生莫后光的指点，似乎有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莫后光关于“说书虽小技”一番话看似平常，含义则极其丰富。“句性情，习方俗”，可以说已经是说书艺术的高标准要求了，而“如优孟摇头而歌”，则更是说书艺术的典范。柳敬亭虚心接受名师教诲，为了追求说书艺术的更高境界，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和攀登。“凝神定气，简练揣摩”八个字，正是他悉心研求说书艺术，刻苦磨练说书技巧的真实写照。接着，黄宗羲又用对话的形式，把柳敬亭这种刻苦钻研精神分作三个阶段，三种境界，加以具体的描述。“期月”，“能使人欢咍嗢噱矣”，这是第一个阶段；“又期月”，“能使人慷慨涕泣矣”，这是第二个阶段；“又期月”，“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是第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步步深入，既写出莫后光循循善诱的有方教导，又写出了柳敬亭锐意奋进的精神和艺术上精益求精、不断攀登的态度。连莫后光也不得不赞叹说：“进乎技矣。”自此之后，柳敬亭在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无不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以至于“名达于缙绅间”。市井内外，朝野上下，无不为他说书艺术所达到的神化境界折服倾倒。
关于柳敬亭“参宁南军事”，吴伟业连举六七件事，着重说明柳敬亭“平视卿相”的“侠骨”和他善于排难解纷的高士行为，而黄宗羲则重点记载两件事：一写那些幕府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煞费苦心所拟就的文檄，都使左良玉“不悦”；而柳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的言辞，却无不与左良玉“意合”。即使是写柳敬亭的军事才干，也仍然不离开说书艺人的当行本色。二写柳敬亭奉命至金陵，朝廷官吏从上到下，无不“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礼遇和令人羡慕的显赫地位，柳敬亭仍然抱着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处之泰然，毫不心动。这里，既反映出一个历经坎坷的说书艺人是怎样的玩世不恭，也透露出他敝屣功名利禄的态度。妙在文章处处要使人忘却柳敬亭是个说书艺人，正面描述如“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侧面烘托如同行们的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而客观效果则处处使人感到他依然是个说书艺人。
正因为柳敬亭有处变而不惊的人生态度，所以，一旦明亡，左良玉病死，他丧失其资略尽”，也能“复上街头理其故业”而安之若素。作者尤其强调的是军中的生活经历，举凡“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一切包括国家兴亡，朝代更迭在内的风云际会，都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如果说这一切是他攀登说书艺术高峰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那么“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的表演艺术手段。而“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是对柳敬亭说书的思想和艺术所作的高度赞誉，也是柳敬亭能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最根本原因。而从文章写作来看，这两句正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倾注了作者对忠臣义士无限仰慕的思想感情。
本文的叙述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又照顾到柳敬亭一生的行踪。对于柳敬亭说书技艺的描写，生动具体，绘声绘色。全文结构谨严，条理井然，取材精当，有详有略。语言简洁精炼，文字干净利落。
由于柳敬亭的精湛技艺，明清笔记中为他立传的，还有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至于记载他的人品、技艺的那就更多了，较著名的有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书柳敬亭册子》、余怀《板桥杂记·轶事》、夏荃《退庵笔记·柳敬亭》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材料中，黄宗羲改写的这篇《柳敬亭传》，取材精当，详略得宜，主旨明确，可谓落笔不群，出手不凡，应当说是写得最成功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