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写作者怅恨无依、登临感怀的情状。词的上片以“人生如梦”开篇，感叹自己身如“转烛”“飘蓬”，恍在梦中。既然人生如梦，则不如常在梦中，因为也许只有梦中才能得归故国，重拾旧欢。只可惜“欲寻陈迹”但却满眼物是人非，徒增怅恨而已。心愿难遂，怅恨难消，这一切看来似乎天意，自己只能在这凄苦寂寞的现实中徒唤奈何了。上片三句是句句感慨，字字关情，总把自己的怀想和残酷的现实对照起来写，反差明烈，充分地烘托出作者愁恨难泯、无可奈何的悲痛心情。
词的下片以写景起，即景抒怀。“待怅池台”既是眼前之景，更是心中之境，作者心如“池台”，有“待怅”之思，思之不得，所以有“空逝水”之叹，一个“空”字，道出了作者满怀的寂寞和凄凉。“荫花楼阁”是所见之景，大概也是所怀之梦，一切美好的景色都被夕阳斜照映出满目的惨淡凄伤，这大概也是梦回归国的心中景况。“登临”二字是词眼，一切的感伤也许是“登临”造成的，登高望远，怀思故国，故国已失，怅恨无已，各种各样的忧思、烦懑纷至沓来，于是“泪沾衣”。可是作者这里又用了“不惜”二字，有深意，既写出作者亡国失家后必然的愁苦，也写出作者悔恨自责、宁愿多承受些这锥心之痛的复杂情怀，所以“登临”也许是已“登临”，正“登临”，但恐怕更多是还要“登临”，苦也“登临”之意。作者的复杂心境以一句带之，更婉转凄切，至真至到。
全词前直后曲，直笔如平常白话，曲笔如林间幽径，搭配得当，相得益彰。虽情调稍显低沉，但情意真挚，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
起首五句，从樵夫随身不离的工具——斧子入手，先是运用了两则古代的典故。一则是观看仙人下棋，以致烂了斧柄；一则是飞上天空，修磨七宝月轮：都是充满神奇夸张色彩的传说。可见作者是借物而寓现意境，暗衬出樵夫的不同凡俗：他饱阅世事，所谓“五百年来棋一局，闲看数着烂樵柯”（徐渭《题王质烂柯图》）；身手不凡，所谓“从来修月手，合在广寒宫”（苏轼《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咏“樵”而点涉“棋”、“月”，也说明这位樵夫具有雅士的素质。接着的两句，“不将连理枝梢锉，无缺钢多”，是巧妙的双关。表面上它仍是写斧，不去砍伐连理枝梢，故不至于锋刃卷缺。但其实质的含意，读者一目了然：连理枝是人间爱情和美好事物的象征，樵夫对它们爱惜有加，足见他是以仁德和正义为己身追求的有心人。这两句更明显地闪动着人物的身影，为下文对樵夫的直接描写，作了不露痕迹的过渡。
六、七两句对仗，形象而深刻地绘述了樵夫的日常活动。猿猴出没于深山悬崖，“猿枝”极言樵伐之险；野鹤在大树的枝梢上筑巢栖居，“鹤窠”极言山木之高。而樵夫涉险攀高，视同等闲，“不饶过”见出了他的勇敢坚决。山中涧谷乱石崎岖，坡坂泞滑难以驻足，而无论是“石涧”还是“泥坡”，樵夫都如履平地。“惯立尽”三字，体现出他知难而进的无畏气概。
如果说以上的七句已将樵夫的樵薪生活与正直刚强的品格作了充分的表述，那么结尾的三句，无疑是作者歌赞和审美的最强音。作者赞美樵夫，不仅是因为他是生活的强者，更是出于他在精神上的超越。“还参破，名缰利锁，云外放怀歌”，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一位蔑视名利、傲睨尘俗的高士形象。“云外”二字意兼虚实，既表樵夫的实际处所，又表出他的脱俗风神。元曲中常有对“不识字烟波钓叟”（白朴《沉醉东风·渔父词》）的赞美向慕，本篇这位“放怀歌云外樵夫”，是足以与之比并的。
此诗是一首抒情诗，前四句说夫妻恩爱，五句至八句写深夜话别，九句至十二句写黎明分手，最后四句写互勉立誓。全诗以时间为序，围绕夫妻恩爱，突出话别、分手和互勉。语言质朴明白，生动流畅。
开头四句从夫妻平时恩爱叙起，说明自结为夫妻之后，两相恩爱，从无猜疑，这样就为离别与相思，做了铺垫。三四两句，虽未明言离别，但从欢娱燕婉，仅有今夕的描写中，已透出夫妻即将分别的信息。既然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良辰在于今夕，这短暂的时光就特别可贵，从惜时写惜别，虽未明言离别而离思已满。开头四句，委婉含蓄地写出了夫妻离别的凄苦。
“征夫怀远路”以下四句，叙述将要分别的景物。“征夫”乃作者自指，“远路”即去匈奴之路。此时作者王命在身，奉命使北，不得不割舍夫妻之情。也可能是王命急宣的缘故，诗人需要夙夜起身，故起观夜色，惟恐误了行程。仰观天际，看到参星与辰星皆已陨落，天色将曙，此时应踏上征途，别妻远行了。
“行役在战场”以下四句，正面摧写夫妻离别。首句点明去路，“战场”指匈奴统治之地，自秦至汉，匈奴成了北地主要的边患，可以说是个古战场，所以李白《战城南》云：“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不过这次苏武使匈奴，并不是到这个古战场上去与匈奴打仗，而是因“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此处露出了伪托的马脚。既然去路是如此遥远，不管行役作战也好，出使也好，夫妻再相见是无有定期的，想到这里，夫妻之间惟有握手长叹，泪满衣襟，有不胜临歧之痛。
末四句写新婚夫妇临别时的相互郑重叮咛。其中“努力”二句是妻子对丈夫的嘱托，她要丈夫在行役中爱惜自己的青春年华，注意保重身体，同时牢记夫妻间的恩爱与欢乐，体现了一个妻子的关心和担心；“生当”二句是丈夫对妻子的回答：“若能生还，一定与你白头偕老，若死在战场，也将一直把你怀念。”表现了丈夫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段对话，不仅展示了人物朴实、美好的内心，而且更充实了诗首二句中“两不疑”的内容，使全诗增添了一种悲剧气氛。前贤曾谓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此诗正符合这样一种说法。男女相爱结为夫妻，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可是在残酷的兵役制逼迫下，它只能像一朵刚绽放即被摧残的花，转瞬即逝，无法追回。
历史上有许多写离状别的佳作，此诗当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它的选材、表达、风格等，都对后代有广泛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名作《新婚别》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此诗《史记》、《汉书》都未见收载。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从《楚汉春秋》中加以引录，始流传至今。《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至唐犹异。刘知风、司马贞、张守节都曾亲见，篇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无异。本诗既从此书辑出，从材料来源上说，并无问题。有人认为汉初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颇疑其伪，但从见载于《汉书·外戚传》的《戚夫人歌》及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的《长城歌》来看，可知秦汉时期的民间歌谣，不乏五言，且已比较成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考史》认为此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五言诗，可见其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之重要。
关于《垓下歌》，时下尽管有着种种不同的分析理解，日人吉川幸次郎甚至认为此诗唱出了“把人类看作是无常的天意支配下的不安定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从而赋予了普遍性的永恒的意义（参看《中国诗史》第40页，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但若与《虞姬歌》对读，便不难发现，项羽的这首诗原本是唱给虞姬听的爱情诗。“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是明明在向虞姬倾诉衷肠吗？项羽十分眷恋虞姬，所以在戎马倥偬之际，让她“常幸从”；虞姬也深深地爱着项羽，因此战事再激烈，她也不肯稍稍离开项羽一步。项羽在历次战役中所向披靡的光荣经历，深深赢得了虞姬的爱慕，项羽成了她心目中最了不起的理想英雄；而项羽的这些胜利的取得，又焉知没有虞姬的一分爱情力量在鼓舞作用？从爱情心理而言，像项羽这条刚强汉子，是不会在自己心上人面前承认自己有什么弱点的，因此，他即使心里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而在口头上却不能不推向客观，一会儿说是“时不利”，一会儿说是“骓不逝”，而自己呢？依然是“力拔山兮盖世”，一点折扣也没有打。项羽毕竟年轻，那会儿才三十出头，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理想。他爱虞姬，就一意想在她的心目中保持一个完美的形象。对于虞姬来说，她也正需要这样。极度的爱慕和深情的倾倒，使她决不相信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英雄会有什么失误。尽管现实无情，“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步步进逼的汉兵与声声凄凉的楚歌已经使楚军到了瓦解边缘，但她仍对眼下发生的一切变化感到困惑不解。
在这种心态下，项羽的这支歌便成了她最好的安慰，最乐意接受的解释。坚贞的爱情，不仅驱逐了死亡的恐惧，且将人生的千种烦恼，万重愁绪都净化了，从而使她唱出了最为震撼人心的诗句：“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山盖世的气概与失败的结局是不和谐的，但英雄美人誓不相负的坚贞爱情是和谐的。在生死存亡的总崩溃的关键时刻，虞姬的这支歌，对项羽来说，不是死的哀鸣，而是生的激励。项羽处此一筹莫展之际，虽然痛感失败已不可避免，一生霸业转瞬将尽，但这犹可置而不论；而祸及自己心爱之人，则于心何忍！虞姬深悉项羽此种用心，故以誓同生死为言，直以一片晶莹无瑕的情意奉献，其意盖欲激励项羽绝弃顾累，专其心志，一奋神威而作求生之最后努力。若此说尚能探得古人心意，则不妨代项羽试为重和虞姬歌，以为此文之结束：汉兵何足惧？百战无当前。挥戈跃马去，胜败付诸天！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