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
这首诗表达了对王、吴二人绘画艺术的观感及评价。
诗的发端四句,以错落的句法,点切诗题,交待王、吴二人画迹的所在,使人了然于普门、开元二寺俱有吴画,而王维的画则在开元寺的塔中。下面“吾观”二句,紧接着对二人的成就作概要的评断,肯定他们在画苑中并列的崇高地位。下面即分别描写二人的画象及是人所感受到的各自的艺术境界。
“道子实雄放”之下十句写吴道子画。“雄放”二字概括地道出吴画的艺术风格特点。“浩如海波翻”句以自然界的现象尽致地形容出雄放的气势。“当其”二句是诗人从画像中所感受到的吴道子运笔时的艺术气概。这种对吴道子创作过程的体会,也表达了诗人自己的艺术思想。后来诗人在其《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说:“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么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若能意在笔先,成竹在胸,才能“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这是艺术家的创作获得神妙境界的三昧所在,只有内具于自身,才能领会到他人获得这种成就的匠心所在。“亭亭双林间”以下六句写吴画的形象,极精要地勾勒出画的内容,生动地显现出释迦临终说法时听众的复杂情态,他们或感悟悲涕,或扪心自省,而那些“相排竞进”者的状貌,又表现得非常情急,这一切都栩栩如生。
“摩诘本诗老”以下十句写王维的画。“摩诘”从王维的身份提起,寓含王维画品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画中有诗”。“佩芷”句是对王维的人品和艺术的高度赞赏,即王维的人品和诗画艺术都是芳美的。“今观”二句照应前面“诗老”句,引用人所熟知的王维的诗的成就来喻其画风。“清且敦”意谓其画亦如其诗之形象清美而意味深厚。“祇园”以下六句写王维画的内容。前二句写画中人物情态,不似吴道子画表现的强烈,而意味颇蕴蓄。后四句写画中景物,为吴画所无,俨然是一幅竹画,再现了竹的茎叶动摇于清风中的神姿。纪昀说“交柯”句“七字妙契微茫”,王文诰说这四句即“公之画法”,这里面即寓有诗人画竹的艺法。这六句的画面,都具有“清且敦”的艺术风味。
诗末“吴生”六句,就对王、吴二人画的观感作总的评论,在尊重之中又对二人艺术造诣的境界,有所抑扬。对吴道子画评为“妙绝”,是对吴画中听众情态毕现形象的评价,而“妙绝”仅在迹象,只是画工的高艺。诗人认为王维画“得之于象外”,如神鸟离开樊笼,超脱于形迹之外,精神自然悠远,于是心中佩服,觉得无所不足。这里也体现了诗人美学理想的又一个方面。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又说:“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认为绘画不能但求形似,正如赋诗不能只停在所赋事物的表面,而要在形迹之外,使人在精神上得到启发,有所感受。瘦竹、幽花与幽人、处女,物类的质性迥异,而从瘦竹之感到幽人的韵致,从幽花如见处女的姿态,俱是摄取象外的精神,意味无穷。这种脱略形迹、追求象外意境的美学思想,长期支配中国文人画的创作,形成中国绘画艺术独具的风貌。
这首杂言诗以七言为主。七言古诗是盛唐诗人的一个胜场,李白、杜甫在这一诗体上是并峙的两座高峰。七古与五古同是在创作上极少拘束的,而七言长古更宜于纵情驰骋,在章法结构及气势节奏各方面更可变化无方,臻于奇妙之境。李、杜之后,中唐惟有韩愈能有不少佳作,再后就很寥落。苏轼的七言长古名篇迭出,成就之高,足与李、杜、韩相抗衡,这篇《王维吴道子画》即为其早年意气骏发之作。这首诗的章法很值得注意,整首诗的内容都在发挥诗题,而起结分合,条理清晰完密。诗的开始四句总提王维、吴道子,为全诗的纲领。“吾观”二句,又在分写王、吴画前先作总评。“道子实雄放”及“摩诘本诗老”两层,依次分写王、吴画面,为全诗的腹身。最后六句以评论收束,前四句分评吴、王,末二句于一致赞赏之余又稍有高低轻重,重申总评的精神。起和结的两节诗句于整齐中有参差,虽始终将王、吴二人并提,并极灵活而极错落之致。全诗章法如诗中所说:“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原。”
全诗的韵调具有优美的节奏感。开端四句闲闲而起,似话家常,语极从容。结尾六句,因评论而有所抑扬,语气于转折间呈矫健之势,而掉尾又觉余音袅袅,悠扬无尽。中间写吴道子一层,形象奇突,如峰峙涛涌,使人悚异;而写王维一层,景象清疏,如水流云在,使人意远。作为诗的中心的这两层,意象情调,迥然异趣。而全篇四节,波浪起伏,如曼音促节,递相转换,在大体上为七言句中适当间以五言,整体形成谐美的旋律,而气势仍自雄健。这是七言长古所必具的,也是不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