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抒发的是多情才子月夜相思的别情愁绪。起首二句点出时间是在深夜，隐含的背景是在酒醉之后，交代的事情是“清无梦”和“愁倚阑干”。用“清”字描写夜深人静酒醒之后神志的极端清晰和周围环境的极端宁静，见出词人当时索寞无聊的意绪。“无梦”二字，十分准确地描绘出酒醒之后神经依旧麻木思绪却骤然清醒之后，脑海里出现短暂的思维空白时的惶恐、无聊和失落。
接下来两句写倚阑干时所见。“雨打”一句，化用唐代白居易《长恨歌》诗意：“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而抒情色彩更浓。这两句写景，实际上饱含着作者的主观色彩。
过片交代愁因：与佳人一别之后，彼此音讯全无，而一片痴情，却日甚一日，纵然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瘦损不堪，也毫无衰竭之势。“瘦尽难拚”，可见出其愁情的深挚。
最后两句，又转回写愁倚阑干所见。陷入沉思之中的词人，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地，夜已更深了，明月已经移过红楼十二间了。透过其“愁倚”时间之久，精神之集中，折射出其相思之深挚。“无端”二字，露出怨意，看似怨月，实则是词人内心无绪、愁怨难排时的痴语。
作者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用他的兵器“大铁椎”来代替。文中以细腻生动的手法，刻画了一位有识见、有气节、精武艺、识文墨，使用铁椎的大力士的“异人”的形象，描写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本可大有作为，在当时却所遇不合，无用武之地，只能去与响马决斗的可悲境遇，透露出作者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人起来“抗清复明”的爱国思想。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chuí），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灿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