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寂,善写情词,善写他人故事。该词即隐括杜牧故事而成。
与杜牧原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相比,此词全篇含有杜牧故事,又有杜牧诗意。杜牧用绝句,句式整齐,音节浏亮,表现的意绪略显轻微,其妙于比兴,但只提供了一个大的情境。而此词则用长短句,参差交错,富有乐感,更显哀感顽艳,凄恻动人,且情感更深内容更详,“眼约心同”更为此词画龙点睛,神、情、意顿时毕现。
上片,“十年尘土湖州梦,依旧相逢”“湖州梦”似仿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之句。作者把“一觉”换成“尘土”更显含蓄朦胧。回首十年人生路,重返湖州,但见尘土满衣襟,难喜相逢。”眼约心同,空有灵犀一点通。“后一句中化用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词意顿改。李诗言虽相隔两地,但情感相通,此则近在咫尺,却不能相亲相爱,一个“空”字表达了多少惆怅,多少怨恨。句中前日“依旧”,继言“空有”,对比转折,准确而强烈地传达了那种沉重的失落感,那种对时乖命蹇、阴差阳错的诅咒和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下子从情感的波峰跌到浪谷,从美好的梦幻跌落到无情的现实中来,一种沉重的失落感顿上心头。
下片“寻春自恨来何暮,春事成空。”感慨命运无情,时光空度,只留下一种深深的怨愤。“懊恼东风,绿尽疏阴落尽红。”“东风”、“落红”句,遗憾之气十足,意味悠远弥永。重情的人,偏有坎坷的爱情经历,情到深处,让人倍尝辛苦,十年之愁,凝铸了佳篇。作者直接化用杜牧诗句,更是表达作者对“绿尽疏阴落尽红”的无奈,只能懊恼东风的无情。
在这首词中,作者写男女情事,不是像前代词人那样,咏离别,寄相思,而是选择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境,写由重逢带来的感伤。久别重逢,理应使人惊喜欢欣,可是这首词所写的却是一种令人痛苦难堪的重逢。经历了长期的相思之苦以后,满怀着美好的憧憬而来,却因相逢而撕碎了霓虹般的梦影。旧情虽在,人事已非,咫尺相对,只能眉目含情而已。这种情境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作者引用杜牧诗事,遣词用意似有同感。字里行间既述说杜牧往事,又寄托了自身无限情感。这首词写久别(十年)重逢,不见些许欢欢,满是一种痛苦伤怀之情。
在李清照的词中,“花”是出现得最多的意象。她笔下的花,不仅有人的情志,如“宠柳娇花”(《念奴娇·萧条庭院》),“梅心惊破”(《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而且有眉、腮,如“柳眼梅腮”(《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有肌骨,如“玉骨冰肌”(《瑞鹧鸪·双银杏》);因而也有肥瘦,如“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菊花纤细,这里就用“揉损琼肌”来描写菊花的纤纤玉骨。然后进一步用四个历史人物来作类比反衬。贵妃醉脸,是对牡丹的比喻。李正封《咏牡丹》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认为可比杨妃醉酒(见《松窗杂录》)。作者通过铺杨贵妃、孙寿、韩令、徐娘等典故,来说明白菊既不似杨妃之富贵丰腴,更不似孙寿之妖娆作态。其香幽远,不似韩寿之香异味袭人;其色莹白,不似徐娘之白,傅粉争妍。她是屈子所餐,陶潜所采。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之五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细赏此花,如对直臣高士,香淡风微,清芬酝藉,不减于酴釄。酴釄,即荼蘼花,花黄如酒,开于春末。
下片续写,用一“渐”字表示时间推移,秋阑菊悴。“雪清玉瘦”呼应“揉损琼肌”,紧扣白菊在风雨中挣扎自立从开到谢的神态。这里不说人对残菊的依恋,反说菊愁凝泪洒,依依惜别。用郑交甫“汉皋解佩”的典故,以班婕妤的“秋扇见捐”自喻。这两个典说的都是得而复失、爱而遭弃的失落、捐弃的悲哀。怅惘之情,融入朗月清风,浓烟暗雨之中,又通过这既清朗、又迷离的境界具象化。同时,它又暗示了,菊既不同流俗,就只能在此清幽高洁,又迷蒙暗淡之境中任芳姿憔悴。
词人不胜惜花、自惜之情,倒折出纵使怜爱之极,亦不能留花片时。情不能堪处,忽宕开作旷达语:只要人情自适其适,应时菊赏,且休忆他屈子忠贞,行吟泽畔;陶潜放逸,采菊东篱。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