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第一段），交代口技表演者和表演的时间、地点、设施、道具，以及开演前的气氛。这部分是下文记叙精彩表演的铺垫。
文章以“京中有善口技者”开篇，介绍口技表演者，是本文的一句总说，即全文意在说明这位“善口技者”的技艺之“善”擅长。“会宾客大宴”，点明口技表演者献技的时间和事由：这场口技表演是在一次“宾客大宴”之时；因是“大宴”，故有此盛举。“于厅事之东北角，施八尺屏障”，指明表演的地点和简单设施，说明这是一个临时演出场所，地方不大。再根据这次表演内容的特点，指出口技表演者是在幕后表演。又将简单的道具一一列出，指明仅有“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以示别无他物，口技艺人的表演主要凭的是他的“口”。最后以“抚尺一下，满座寂然，无敢哗者”，点染表演即将开始时全场肃穆紧张的气氛。这部分除一个“善”字外，对口技表演者不加任何赞词，却处处为其高超技艺张本，造成很强的悬念，使读者料想必有一场精彩的表演。
第二部分
（第二段至第四段），写表演者的精彩表演和听众的反应。这部分是全文的主体，描写口技艺人所表演的两个场面：一是一个四口之家在深夜由睡而醒、由醒复睡的情形；二是发生在这个家庭附近的一场大火灾的情形。
第一层（第二段），写表演一家人深夜被犬吠惊醒的情形，以及宾客对口技表演的由衷赞叹。
口技表演由远远听到从深巷中传来的犬吠声开始。然后以一个四口之家作为想像中的“舞台”，使听众的注意力由外景转入内景。先写“妇人惊觉欠伸”，听到犬吠声而醒来，这就拉开了一家人深夜被惊醒的帷幕。再写“其夫呓语”，画面逐渐清晰。又由于“欠伸”“呓语”惊动了幼儿，幼儿“大啼”。至此帷幕大开，相继出现许多声响：丈夫被吵醒，大儿也被吵醒，于是“妇手拍儿声，口中呜声，儿含乳啼声，大儿初醒声，夫叱大儿声”一时齐发，打破深夜的静谧，使口技表演达到第一个高潮。
第二层（第三段），写表演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以及宾客的情绪变化。
先写丈夫的“声”，并伴以妇人的拍儿声，“渐拍渐止”，给人以时间缓慢推移而声音渐弱的感觉。接着以老鼠跑动偷食、“盆器倾侧”的声音，妇人梦中的咳嗽声，表示夜静更深，全家人又入睡了。这一层，表现一家人由醒复睡的情形，由前一个高潮落入低潮，并为下一个高潮蓄势。
第三层（第四段），写表演一场突然而至的大火灾的情形，以及宾客以假为真的神态、动作。
开始用类似画外音的手法，以“一人大呼‘火起’”，突然加快节奏。接着写这个四口之家突然遭到意外变故的情形：“夫起大呼，妇亦起大呼。两儿齐哭。”气氛骤然变化。然后内景转为外景，以“百千人大呼，百千儿哭，百千犬吠”表现人们的惊恐万状，再以“百千求救声，曳屋许许声，抢夺声，泼水声”表现火势的猛烈和火场的纷乱，又以“凡所应有……不能名其一处也”极言声音之杂乱、逼真。至此，口技表演达到了第二个高潮，即最高潮。
第三部分
（第五段），写表演结束时的情景。再次交代表演者的道具仅“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与首段相呼应，说明在演出中未增加任何道具，刚才的精彩表演的确是从“口”中发出的。
本文记叙了一场精彩的口技表演,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令人叹服.作者笔下的这场口技表演距今已三百多年,今天仍能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整首诗大气恢弘，特别是在遣词造句上，每一句都有一字定音，让人读来也觉得心中坦荡舒畅。
开头一句“释子谈经处，轩臣刻字留”，便可以看出，婉儿对“三会寺”的历史了如指掌。“三会寺”原是一个高僧谈论经书的地方，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洗涤，再加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如今已是无人问津了。但是这里还是有隋初时高僧惟胜法师刻下的碑文，在婉儿心目中，能见到云雾之中的白龙，定是贤臣。由此可见，婉儿身为一个朝臣，她还是忠奸分明的。
由传说引出“故台遗老识，残简圣皇求”，此句是婉儿在代替皇室家族而言，向众人说明，此次的到来，只是为了考察。
接着一句“驻跸台千古，开襟望九州”便是全诗的经典。缅台前人，敞开胸台，一幅江山社稷图，其风度可谓是气宇轩昂。这也是婉儿跟随武则天经历太多风雨的沉淀。
“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是在描写当时寺庙的景色。
“宸翰陪瞻仰，天杯接献酬”最后来一个情感上的自我赞颂。
“太平词藻盛，长愿纪鸿休”，显示皇家的宽容和胸襟，先直白，后抒情，这是宫文的一个标志。
这首词与《西江月·遣兴》一样，同为辛弃疾罢官后居于江西上饶时所作：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一首抒情小词。这首词作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己酉），当时他已五十岁了。
辛弃疾的上饶新居，筑于城西北一里许的带湖之滨，登楼可以远眺灵山一带的山冈，所以他把自己的楼屋起名为集山楼（后改名雪楼）。这首词的开头三句：“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写的是他平时在带湖附近山冈上游览、栖息的生活。词中的松冈、茅檐、避暑、避雨，简练地概括了他在这里生活的种种生活场景。在这里，这样的日子他不知已经经历过多少次了，所以要问问“几度”句中特别点出一个“闲”字，实际上，不是作者闲情逸致的“闲”，对作者来说，是很可伤的。辛弃疾决不是贪“闲”而是怕“闲”的人，“闲”是被迫的。他总希望有早一日能回到疆场，为国效力，可现实生活又是他不能有所作为。正如陆游《病起》诗所说的：“志士凄凉闲处老”，他自己的《临江仙》词说的：“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接下来，作者写道：“醉扶怪石看飞泉，又来是、前回醒处。”具体写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抱负难以施展，心情抑郁，只好以酒浇愁。他酒醉未醒，走路时身体摇晃不支，只好扶着一块怪石，停在那里看飞泉，朦胧中以为这是新停留的地方，可酒醒后，发现还是前回酒醒之处，也还是经常止息的地方。这两句特写，从怪石、飞泉表现作者的热爱自然，更主要的是表现他的醉酒。所以要写他的“闲”和“醉”，着力点正在于表达他那无奈之情，他对朝政的失望。
不过，作者寓居乡下，鸿图难展，心情沉重，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他在上饶所作的一些词看，他谪居乡下的生活中，也有亮丽的一面，而这两者都是真诚的，都是来自他的高尚性格的。由于后者，使得他在农村中，不但有热爱自然的感情，而且也有热爱农村生活、热爱劳动农民的感情。这首词的下片，正是表现了这种感情。“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写农民婚娶的欢乐、热闹情况。这和作者孤独地停留在山石旁的寂寞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足以令他格外感到寂寞的。但作者的心情并非如此，他分享了农民的欢乐，冲淡了自己的感慨，使词出现了和农民感情打成一片的热闹气氛。“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作者以这两句结尾，写出了为农民的稻谷丰收在望而喜慰，代农民感谢夜里风露对于稻谷的滋润。这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心情投入到对农民的爱和关心。
总之，这首词在描写闲散生活时透露身世之痛，在描写农民的纯朴生活中，反映了作者的超脱、美好的感情；情境交融，相互衬托，使词的意境显得十分的清新、旷逸。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