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绕平湖波撼城,湖光倒影浸山青”两句词人运用了两个色彩迥异的动词“撼”、“浸”,前者修饰出一双巨臂摇荡着水中的孤城的画面,施展力与暴;后者刻画了少女的柔指轻抚着情人,展现了情与爱的绵柔。两个字描写了湖水的刚与柔,对比鲜明地描写了自然美景的神秘。“水晶”二字体现其玲珑剔透,“欲三更”表明了时间,暗示了词人在此游玩至深夜,衬托景色之美。“露荷翻处水流萤”,“流萤”二字作喻形象表现出荷叶沾染了露水后的清莹明丽。“雾柳”句通过“暗”、“度”二字写尽了柳的朦胧、月的舒缓;“露荷”句则凭借“翻”、“流”二字传达了露荷的圆润、萤的飘忽,“萧萧”带有自嘲的意思,也体现了词人的自由潇洒,“散发”体现了词人的不羁。
上片一开始,词人以雄浑的气势推出了一个荡人心魄的画面:平湖环绕,波涛震天,孤城独立。孟浩然《临洞庭》云:“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词人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和孟诗有暗合之处,但只是客观物象和由此引起的苍茫阔大的意绪在形式上的自然重叠,而不是主观上的刻意模仿。下句意境突变,“湖光倒影浸山青。”词人展现了一个平静而恬淡的画面:湖光潋滟,山色青葱,荡漾着沉醉的氤氲。这恰恰和以上波涛震天的慑人气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画面的转换不但体现了动中有静、刚中有柔的自然景观上的复杂的情趣,而且在情绪上带来了大起大落。末句“水晶楼下欲三更”是对以上画面意境上的补充,它为词人所咏叹的景物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神秘的氛围。“三更”点明时在深夜,从而为下阕对夜景的具体描绘作了过渡性的铺垫。
到了下片,词人意犹未尽,仍然陶醉于自然景观之中。所不同者,此时词人所刻画的夜景主题愈加明了,“雾柳暗时云度月,露荷翻处水流萤”两句正体现了这一变化,前句暗合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情韵,后句又为这销魂的意境增添了几许生意、几许亮色——露珠敲荷,流萤相逐。这两句不仅意境幽美,而且对仗和遣词也极为精工、贴切。由于词人从细微的感触着笔,表现了一种缠绵的风情。词人疲于世情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与升华,滋长了一种放旷的情怀,正如他在结句中所说的:“萧萧散发到天明”——词人为自己勾画了一个超脱者的形象。它虽没有张孝祥在《念奴娇·过洞庭》中所表达的“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的人格上的阔大与深厚,但却有其“不知今夕何夕”的达观与迷恋。
这是一首描写湖景的清新隽永的小词,上片写湖水由昼至夜的变化,始而波涌撼城,继而平静如镜,浸山映楼。下片写夜景变化,月阴时柳晤笼雾,荷翻时露流如萤。诗情画意,使词人流连至天明。总观这首词,它的重心在于写景,通过景观的变化带动情绪的升沉。因此,全词只有末句直抒胸臆,但词人思想与情感却暗藏于全诗,于“景”的空灵中无处不感到“情”的渗透与激荡。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此落一首别有情趣的抒发离愁别恨的小词。
上片写的落征途之景, “过尽遥山如画,短衣匹马”。词人身着短衣,乘着骏马,奔驰在征途上,那历历如画的青山,已被自己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一“尽”字说明了行程之远,一“匹”字,彰显了征途之寂寞。“萧萧落木不胜秋”,承“遥山如画’而来,显得大气磅礴。“景物之萧瑟和意境之深远,历历如绘。“莫回首、斜阳下”,只顾策马而行吧,千万不要回头,那夕阳西下,落木萧萧的景象会让人断肠的。
下片则落从闺中人一方写来的,落作者假想中的情景。“别落柔肠萦挂,待归才罢”。此句字面的意思落:我落特别地牵挂你啊,这种柔肠百转的思念之心只有等你回来以后才能停止。在下片的开端,纳兰便用如此直白的语气写出了思念之情,这种感情如此浓烈,所以在分离之后,更显得孤寂和落寞。在这首词的最后,纳兰自己也写道:“却愁拥髻向灯前,说不尽、离人话。”闲愁越想越多,只有当两人重新见面之后,才能化解,离人话说不尽,说得尽的只有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牵挂。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我”指的落谁?若落容若自己,怎还会有“待归才罢”之语呢?显然,这句话说得并不落词人自己,而落与自己遥隔千里的妻子。
因此,其高明之处不在于按题中应有之义诉说了柔肠千转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归家团聚之日的渴望,而在于最后做了一笔反面文章.强调自己怕发付不了他日两人相聚,灯前絮话时她的那种“说不尽、离人话”的无限深情,因而又添新愁。这较之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意思更深了一层。所以此篇极有浪漫特色,极见情味。
吴梅认为蒋鹿潭词不专尚比兴,常直言本事,是“真实力量”。又称这首《唐多令》“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词学通论》)。确实,此词篇幅无多而境界苍凉,置之两宋词中,绝无愧色。
读这首词,感觉其沉郁悲深,雄浑精警,全得之于时空上的大跨度。上片从写景入手:“枫老树流丹,芦花吹又残。”枫丹芦白,是深秋景色,如唐白居易《琵琶行》诗起句“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里借用,无非交代季节,但色彩瑰丽,与下一句“系扁舟、同倚朱阑”的温馨情调又相洽合。既云“扁舟”,则地近水边可明,上句“芦花”便有了着落,下面回忆往昔的生活场景也获得了起点。鹿潭早年生活于道光年间,时局尚称清平,翩翩少年,风流名士,尝有与佳人同游之乐。张尔田《蒋鹿潭遗事》说他用钱无度,“歌楼酒馆,随手散尽”;他与爱妾黄婉君甚为相得,每有新词,命婉君歌唱,自己吹箫,颇有南宋词人姜白石“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桥》)的风韵,晚年因婉君不能安于贫贱,过吴江垂虹桥为婉君饮药而死。据说死后其子落拓淮上,得受鹿潭当年恩遇的扬州某名妓资助。可见他真是一个深于情的人,“同倚朱阑”是写其当年冶游的实情。“听落叶”而“忆长安”,用唐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句意。宋周邦彦也曾用入《齐天乐》词中:“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贾岛诗句本是表友朋间欢聚而又离别之意,鹿潭用在此处既切合眼前萧瑟秋景,又承“少年歌舞地”而下,回想当年欢场,已如烟似梦,言语中颇有自悔“少年不识愁滋味”(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的惆怅心情的流露;同时忆及早年满怀壮心,进北京(即“长安”所指)博取功名,却未能遂愿,又不免生出了老大无成的几许无奈。
下片思绪仍折回当前:“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渲染一派寒秋境界,号角曰“哀”,秋霜曰“深”,楚水曰“寒”,下字用语,斟酌锻炼。尤其“背西风、归雁声酸”一句甚有功力,雁声曰“酸”,当然是辛酸的意思。词人调动起读者的听觉、视觉和触觉,创造了异样出色的艺术效果。与上片的秋景相比,可见时过而境迁,情异而景亦随之而变,显得黯然失色了。此词写时局的险恶,写人心的动荡,写自己的殷忧,却不直言之,但又不用比兴寄托,却在号角的凄哀、雁声的辛酸中,甚至是夜霜的浓重、江水的寒洌中,传达出了那个兵燹遍地的年月特有的时代特征。有人将这首词的内容强牵扯到“忧国忧民”的主旨上去,未必是合乎词人本意的确解,然而,说他着重表现了对那个动荡时代的深切感应,我想是符合事实的。结拍仍以景传情:“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化用唐刘禹锡《石头城》诗“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照女墙来”句意,抒蒿目时艰之感。“石头城”明点南京,“旧江山”暗示南京已经陷落,考诸时局,当然词人指的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这一重大事件。上、下片将昔之盛时与今之衰时对照,将昔年北京之歌舞承平与如今南京之江山变色对照,在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笔力如椽,境界苍凉,陈廷焯谓鹿潭词于南宋诸家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白雨斋词话》),大概是就其词的感事伤时而言;唐圭璋说其词格“峭拔像白石”(《蒋鹿潭评传》),恐是就其笔力而言,而境界之苍凉似又过之。
蒋春霖对春天、尤其对残春似乎有着特殊的感触,这首《浪淘沙》,至少从表面上仍是伤春之作。
上阕写出了一幅不常见的暮春景色,前三句措词都相当考究,显然是经过精心的锤炼。“云气压虚阑”,“虚阑”,指较为稀疏的栏杆。“云气”原是无形飘浮之物,而今天,它却沉重地压在作者身处的楼头栏杆之上,压得人心情郁闷。“青失遥山”,因云气迷濛,远山失去了青翠之色;自然,作者的心情,也变得若有所失了。“雨丝风絮一番番”,雨如密丝,风如团絮,只管一次次光顾、一回回带来凉寒,这更是令人不快。
何况此时“上巳(三月上旬的巳日)清明都过了”,原该是暮春三月的烟景时光。可有了上面这么多的不常见、不正常之景,该有的也没了,“只是春寒”,有的只是不该有的无限春寒。
换头仍写春末之景,却从春初提起。“花发已无端,何况花残?”“无端”,犹言无奈。春来花开,本是高兴之事,为何作者当初便觉得无奈呢?这看似奇怪,实不奇怪。作者是一深心之人,亦是一伤心之人,看到花开,便想到花落,见花之正艳,便想到它的凋谢而预为之悲。花发时节犹无奈,到了果然花残花落之际,则作者之伤怀如何,就不必再说了。然而,“飞来胡蝶又成团”,那些无知无识的蝴蝶,全不知花有盛衰之分,面对残花败朵,还以为春光依旧。它们不是一片片地飞舞,却闹嚷嚷地挤成一团,围着残花欣欣然、喜洋洋,似乎在享用什么盛餐。非但如此,它们今日一团、明日又是一团,“飞来”个不休,着实令人生厌。
春光将尽而无为之哀惋者,这令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作者,实在不忍复睹。“明日朱楼人睡起,莫卷帘看,”“朱楼人”,作者自谓也。既然看了伤心,又无力回天,那明天就是一觉睡起,也还是躲在小楼中的好,不用卷起帘子再看了。对惨酷的现实作回避,是消极的,可不回避,又怎生是好呢?一结悲咽之至。
谭献《箧中词》云:“郑湛侯为予言:“此词本事,盖感兵事之连结、人才之惰窳而作。””这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从本词来看,上片写春寒,下片写花残,虽同是暮春之景,却似有不连属之感。但若采用谭献的说法,则一切都豁然了。那“只是春寒”,不就是兵祸不解的象征吗?那蝴蝶的恋恋于残花,不正像当时的文武百官积习不改、不思振作吗?至于那可哀的残花,更可视之为衰败的国运的缩影了。由此亦可知,蒋春霖也是关心国事的词人,而非徒知写怨说愁之辈,虽然他用以忧时忧国的手段,仍是他惯用的惜花惜春的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