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云形状奇特，变幻不常。“夏云多奇峰”，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但这首诗的作者似乎对悠闲作态的夏云颇为憎厌，这是因为作者的心境本来就并不悠闲，用意又另有所属的缘故。
首句撇开夏云的各种具体形象，用“千形万象”四字一笔带过，紧接着下了“竟还空”这几个感情份量很重的词语。原来，诗人是怀着久旱盼甘霖的焦急心情注视着风云变幻。对他说来，夏云的千姿百态并没有实际意义，当然也就想不到要加以描写。对事物关心的角度不同，描写的方式也自然有别。这一句对夏云的描写尽管抽象，却完全符合诗人此时的感情。它写出一个过程：云不断幻化出各种形象，诗人也不断重复着盼望、失望，最后，云彩随风飘散，化为乌有，诗人的希望也终于完全落空。“竟还空”三字，既含有事与愿违的深深失望，也含有感到被作弄之后的一腔怨愤。
次句写“竟还空”后出现的情形。云彩虽变幻以至消失，但切盼甘霖者仍在寻觅它的踪影。它仿佛故意与人们捉迷藏：到处寻觅不见，蓦然低头，却发现它的倒影映入水中；猛然抬头，则又见它原来就隐藏在山后。又好像故意在你面前玩戏法：忽而轻云片片，忽而重重叠叠。这就进一步写出了云的容与悠闲之状，怡然自得之情，写出了它的故作姿态。而经历过失望、体验过被作弄的滋味的诗人，面对弄姿自媚的云，究竟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第三句是全诗的背景，按自然顺序，似应放在首句。诗人把它安排在这里，一方面是使这首篇幅很狭的小诗也有悬念，有波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它在感情发展的关节点上出现，以便与第四句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取得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第三句明显地蕴含着满腔的焦虑、怨愤，提得很高，出语很重，第四句放下去时却很轻，表面上几乎不带感情。一边是大片旱苗行将枯死，亟盼甘霖，一边却是高高在上，悠闲容与，化作奇峰在自我欣赏。正是在跌宕有致的对比描写中，诗人给云的形象添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把憎厌如此夏云的感情推向了高潮。
一首不以描摹刻画为能事、有所托寓的咏物诗，总是能以它的生动形象启发人们去联想，去思索。这首诗，看来并不单纯是抒写久旱盼雨、憎厌旱云的感情。诗中“云”的形象，既具有自然界中夏云的特点，又概括了社会生活中某一类人的特征。那千变万化，似乎给人们以洒降甘霖希望的云，其实根本就无心解救干枯的旱苗。当人们焦急地盼它降雨时，它却“悠悠闲处作奇峰”。不言而喻，这正是旧时代那些看来可以“解民倒悬”，实际上“不问苍生”的权势者的尊容。它的概括性是很高的，时至今日，诗里所描绘的人格化了的“云”是依然能给人留下印象的。
古代诗歌中咏云的名句很多，但用劳动者的眼光、感情来观察、描绘云的，却几乎没有。来鹄这位不大出名的诗人的这一首《云》，也许算得上最富人民性的咏云之作。
这是一篇思念故友的作品。
词的上片从自己的感官出发，写怀友心绪。词人以“小院清凉”起笔，言及天气刚刚转冷，后句有“晚来”自然说到那一天至傍晚时，天气变得凉了，而由“清朝‘博学鸿词’考试一般设于秋季”可知，此处说的应该是秋凉。秋凉便觉得有些寒意了。念及此处，便想起了那友人，为下片怀人之言埋下伏笔。而此时词人只能一个人驱寒，“形影空酬酢”一句便把词人自己的伤怀念远、孤独寂寞的心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下片自然承接到怀念友人处，提及萧寺。自友人处起笔，想起当初跟友人在萧寺中惺惺相惜之情、对饮长谈之景，对比此刻的自己的形影相吊，忽而不觉黯然。萧寺名虽出自萧姓，但也觉萧索之意，遂有下句“别绪应萧索”。此处词人匠心独运，把自己的感情转而嫁接到随后而至的秋凉之感上，又用萧寺做引子，显得十分巧妙有味，意在含蓄地写出词人与好友都是孤独寂寞的处境，心照不宣地邀请好友来府居住。结句以景结尾，满含悠然不尽之意，从容道来，一点都不带滞凝之感，令人遐思无限。
词人此作将自己的思友之情藏起，上片写己，下片转至友人，把笔触瞄准了各种秋景，景语之处，句句怀人，显得尤为真挚感人。全词意境优美，景情交融，极含婉深致。
《稻田》这首诗所描绘的江南水田风光，就从一个侧面间接地展示了创作背景所述的社会现实，间接地表现了诗人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悦之情。
这是一首写景小诗。写景诗为人称道的是“诗中有画”，即用语言的勾勒描绘把周围的景物如画一般的状态呈现出来，这首诗即达到了这样的这样的艺术效果。这是一幅极其优美恬淡的水田风光图。这幅画的近景是满是绿波春浪的池塘和一望无边的肥美的稻田；远景是蓝天、烟云和点点如雪的白鹭，还有那似有若无的濛濛水气。这些景物浓淡相间，疏密得体，相映成趣。池中的绿水和周围稻田，通过“极目”二字联系起来，使得画面无比开阔。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色，作者置身此间，是何等心旷神怡。同时，诗人又把眼前池塘和天上的白鹭，通过一个“飞”字巧妙地联起来。这样，就使得近景和远景交织成章，联成一片，使地面空间浑然一体。在这幅图画中除了静态的描写外，还描写了划破静寂的动态。前边说的清水池塘，连天的稻田，是静态描写，而诗人又将如同“千点雪’的白鹭摄入画面，用一个“飞”字突然使这个画面活跃起来，更显得生机盎然。不仅富有绘画美，而且《稻田》还具有绚丽的色彩美。在这幅艺术画面上，“绿”浪碧波相迭，蓝天“白”鹭相映，彩云画屏色彩斑斓，堪称佳作。
这样，诗的意境便更加深邃而耐人寻味了。总之，这首诗勾勒了一幅优美的水田风光的图画。其中有近景，有远景，有静态，有动态。诗人把这些巧妙地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通过短短的四句小诗描绘出来，语言精炼，构思巧妙。
此诗开头八句，作者诉说自己政治上“穷拙”的遭际。在“只今道已塞”的景况下，他日暮饮酒，酷爱诵读《楞伽经》和《楚辞》，以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已看破官场的黑暗内幕，仕进的前途已经被阻塞，所以产生了“心已朽”的心态。这时他已二十一二岁，诗云“二十”，当为约数。“人生”两句，表达了很深的人生感叹。
第九句至第十六句，写陈商的景况。先形容他寒酸落拓，穿着布衣，雅尚礼仪，他不肯追逐时尚，苦学古文辞，不像时人追求委靡的骈偶文风。次叙他的家很少有人来访，门庭冷落，连车轮的印迹都冻结起来，门前的榆树在夕阳照射下拖着瘦长的影子。这里，写景凄凉，与前文写人“凄凄”相呼应。黄昏时节来寻访作者，固守苦节，春气亦为之郁结不畅。以上八句诗，描述陈商的形貌、品格及其遭际。
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四句，称颂陈商的品格并表示师法陈商的心意。前四句写华山之高峻，用暗喻手法，比喻陈商人品、才学之崇高。后四句，说公卿们纵使不看重陈商，作者也不能禁口不称赞，他还要师法陈商，宁愿终日箕踞长坐，也不肯奔走权贵之门。诗句生动地表达出作者钦佩陈商的心仪和景行仰止的态度。
第二十五句至第三十二句，诗思又回到自己身上。“朴樕”两句，是自谦之词，承上言，作者才不及陈商，不论何时，都不能成材。“礼节”以下六句，说到作者官职卑微，身为奉礼郎，专司礼仪，与作者的性格相背悖，形容憔悴，如同祭祀后被人抛在路边的刍狗。风雪天在斋坛值班，身穿黑色祭服，神气态度犹如承事箕帚的奴婢。诗句备述作者任职时所受的屈辱。
诗的最后两句，巧妙运用古小说的典故，表达出宏大的志愿。这层诗意，涵盖陈商和作者两人，说何时天眼张开，他们像古剑那样鸣吼而飞去，施展自己的抱负。李贺诗中，“剑飞”“剑吼”之意象屡见，如“自言汉剑当飞去”（《出城寄权璩杨敬之》），“临岐击剑生铜吼”（《开愁歌》），此诗又云“剑吼”，都有自喻之意，期望实现理想，具有画龙点睛之妙。
全诗先分别写李贺、陈商，后写李贺师法陈商，再写李贺直斋坛的情景，各用齐整的八句诗为一个诗段，最后两句，以两人同时收结，形成单起双收的结构特征，自始至终将诗人和陈商交糅起来描写，写李贺，其中有陈商的神骨；写陈商，其中有李贺的气质，完善地创造出诗篇的结构美。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