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吊张曲江序》说张被贬之后,“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这是知人之言。用这段话来评《归燕诗》同样是适合的,《归燕诗》就是“托讽禽鸟”之作。
诗从海燕“微眇”写起,隐寓诗人自己出身微贱,是从民间来的,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乘春亦暂来”句,表明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是不会久留的。中间四句,以燕子不知“泥滓”之贱,只见“玉堂”开着,便一日数次出入其间,衔泥作窠,来隐寓自己在朝廷为相,日夜辛劳,惨淡经营。“绣户”、“华堂”和“玉堂”,都是隐喻朝廷。末句是告诫李林甫: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你不必猜忌、中伤我,我要退隐了。当时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他不得不退让,实则并非没有牢骚和感慨。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在不寐之夜对周围环境的感受。诗的后四句,由回首往事生发开去,以豪放洒脱之词,抒发出深沉激烈之情。表现了诗人壮志未酬的悲哀。全诗脉络分明,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陆游的山阴故居,乃水乡泽国,家中备有小船,所以他可以“萧萧白发卧扁舟”,酣然入梦。老诗人的身体躺在家乡的小船里,可心中仍在思虑着国家大事。当年和他意气相投,以恢复万里关河期许的朋友,有不少已经与世长辞。六年前,范成大卒;五年前,陈亮卒;四年前,赵汝愚自杀;是年初,朱熹卒。——这便是“死尽中朝旧辈流”所指。“中朝”,即朝中,朝廷。韩愈《石鼓歌》有“中朝大官老于事”。朋辈凋零殆尽,诗人自己也已是风烛残年,只落得“老病有孤舟”。
但是,他那颗时刻不忘恢复中原故土的赤子之心,仍在顽强地跳动。身临前线虽不可能,可“故国神游”却谁也挡不住。据赵翼《瓯北诗话》统计,陆游记梦的诗有九十九首之多。对统一大业的热切盼望,使他朝思夜想,形诸梦寐。“万里关河孤枕梦,五更风雨四山秋”,也许,诗人从军南郑时“铁衣上马蹴坚冰”、“飞霜掠面寒压指”的生活,又出现在梦境。也许,诗人悬想过多次的“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的景象,又呈现在脑海。也许,诗人一向怀抱的夙愿“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生死”(《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三首》),因朋辈的殒折和年华的流逝而益渺茫,才在梦中一展宏图。“孤枕梦”之“孤”,自是实写,然又恰与上联之“死尽”相对,照应极严。秋风秋雨声惊醒了诗人的美梦,把他从梦寐以求的万里关河天气了,四山的秋色和着雨丝风片一齐向他袭来。回思梦中的情景,再看看自己现在的处境,他不由得想起两位古人——郑虔和李广。
“郑虔自笑穷耽酒,李广何妨老不侯”,唐玄宗时郑虔文才很高,他的诗、书、画,曾被玄宗赞为“三绝”;但生活贫困而嗜酒。汉将李广长于骑射,一生与匈奴七十余战,屡建奇功,但命运坎坷,终未封侯,最后自杀。陆游自信文可以比郑虔,武可以比李广,而自己晚年的遭遇也与郑、李相仿佛。就在写此诗的前一年,他已被准予致仕,实差和祠官一并勾销,不再食俸。“生理虽贫甚”(《致仕后述怀》),但“绿樽浮蚁狂犹在”(《题庵壁》),酒还是不能少的,只好自己酿造(见《村舍杂书》)。这两句的“自笑”和“何妨”,是句中的诗眼,透露出诗人的心曲。“自笑”,非自我解嘲,而是欣慰之情的表现。当他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决定辞官时,曾写过一首《病雁》诗,其中说:病雁“不辞道路远,置身湖海宽”;而自己“虽云幸得饱,早夜不敢安”,于是“乃知学者心,羞愧甚饥寒”。忍饥寒而免羞愧,故有欣慰之“自笑”。“何妨”者,境界颇高,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正可作为注脚。诗人所关心的,决非自己的名位权势。大而言之,是国家的统一;小而言之,是品德的高洁。既不能进而兼济天下救苍生,便退而独善其身持操守,纵未封侯拜相,也无所谓。况且,在内心的坦然、村酿的陶醉之外,还有少年时的风味积习,增添了无限的情趣——“犹有少年风味在,吴笺着句写清愁”。
这里的“清愁”既是前面所写“孤枕梦”的余波,也是秋风秋雨的阴影。梦里的万里关河,醒来变为一叶孤舟,梦中的驰骋沙场,醒来变为老病卧床,集中到一点,就是“白头不试平戎策,虚向江湖过此生”的终生遗憾,“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声声慢》)“清愁”之情与“清秋”之景交融,情景相生。
全诗脉络分明:首联中之“卧扁舟”,对上而言,紧承诗题《枕上作》之“枕上”,对下而言,内启“孤枕梦”的出现,外启“四山秋”的环境描写;风雨惊觉后,梦境变为实境,但思绪未断,由想象中的“我”,回到了现实中的“我”;于是乃有“自笑”、“何妨”之论;尾联“吴笺着句”云云,再回应题目《枕上作》,重点则在“作”。堪称针线细密,无懈可击。
《苦寒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清调曲》。《乐府解题》说:“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原辞为曹操所作,是公元206年(建安十一年)春正月北征高干时写,表现了行军时的艰苦情况。陆机的这首诗即是对曹操原辞的模拟。全诗的主题是刻划“行役人”,也即北征战士在寒冷季节忍饥受冻、餐风露宿的凄苦景况,因此诗人的用笔着色都围绕这一点而展开。
开篇两句,是全诗的交待,有地点(幽朔)、时间(凉冬)以及所要描写的重心(多险难),以下十四句就针对“险”和“难”二字进行铺陈排比。北征战士穿行于北方的山谷中,一会儿深入谷底,一会儿仰攀高峰,道路崎岖不平,又凝结了厚厚的坚冰,积雪笼罩着起伏的山峦。山岩缠绕浓重的阴云,阵阵寒风在树林中穿越,发出凄厉的悲鸣。天色阴沉,不见日光,偶有几声寒鸟的哀叫以及野兽的吼声。天色晚了,战士们凭树支帐而宿,渴饮坚冰,饥餐风露。更兼长年征战在外,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绵绵无尽,却又难通消息,对方是死是活都不得知,于是诗人充满了同情地长叹一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结尾与开头紧密地照应在一起。
这首诗比较鲜明地体现了陆机诗歌创作的特色。首先是对偶的使用。清代叶矫然说:“六朝排偶,始于士衡”。排偶不一定始于陆机,但陆机确于此最见特色。这首诗除了开首二句和结尾四句,中间部分几全用对偶,显示了陆机过人的才思。不过,陆机虽有意写对偶,却不十分板整,往往在轮廓上整对,而字与字之间并不讲究。如“不睹白日景”两句。明代何景明说:“陆诗体俳语不俳”,很得其实。所以虽全篇为对,读去并不觉很呆板,古朴之气穿插其间,使诗歌具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其次,是赋法的采用。赋法就是铺叙,铺陈排比、罗列事物,这本是汉大赋的主要手法,陆机却吸收来运用在诗歌里,这样就使诗歌获得繁褥厚重和光采辉煌的效果。当时人说读他的诗好像“玄圃积压,莫非夜光”就是夸赞这一点。这首诗在开头交待出“险”和“难”之后,即从俯、仰、闻、睹以及战士们的饥渴、住宿等多方面进行铺陈,欲说尽说透,不仅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也增加了诗歌的容量。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他的诗“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绎《金楼子·立言篇》说他“辞致侧密,事语坚明。意匠有序,遗言无失。”刘勰《文心雕龙》说他“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这一种特色为前人所公认并多有奖饰。第三,此诗还表现了陆机语言上的特色。陆机诗歌基本不用常语、口语、俗语,而大量使用书面辞汇、成辞等。将此诗与曹操的那首相比即可见出二者的区别。曹诗用了许多口语、散句、如“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陆机此诗则用许多对偶代替,并且字词也工于锻炼,如“凝冰”、“积雪”、“恒鲜欢”等等。曹诗有大量的虚字,陆诗则几舍弃不用,而以实词代之,文人化特色很鲜明。另外,陆机还善于锻炼动词,以加强警动的效果。如“结”、“被”、“兴”、“鸣”、“凭”、“临”等。清人厉志说他“字字有力,语语欲飞”,虽略有夸张,也还是反映了陆诗的总体面貌的。
不过陆机有时过于侧重技巧,而忽略了对诗情的疏通,尤其是他的一些拟古诗,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模拟以锻炼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因此对其余就不顾及。如这首诗,“离思”应该是最易出诗情,也最应为诗人全力把握的重点,但陆机却仅以淡淡的两句带过,是很可惜的。
陆机对于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法规,他加强了诗歌的文人化倾向,促进了诗歌向格律体的进展,他是由古诗向近体诗发展过程中的开启者之一,因此,他应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上片借道别叙说人间的聚散离合,表明惜别之情。开篇道明送别之意,已经说好就将归去,以为迎来送往,是一件令人感伤的事。人的一生竟然就那么短促,几番离合,便到了迟暮之年。一生中最让人津津乐道是,西窗下翦烛夜话,在一起追忆巴山夜雨时的情景。而这种相聚,却只是暂时的。滚滚长江,萧萧落木。转眼间,大雁哀鸣,遥天飞去,又是一个送别的季节。黄叶下,秋天已是这么深沉、这么厚重。
下片就对方的遭遇,表达观感,写慰藉之意。对秋景的描写,并用“白雁哀鸣去”隐射行人,更加深加浓了惜别恋友的深情。过片一句转入对西溟身世的怅惋和同情。故下片一面抒写痛惜西溟之“落魄”、“未遇”,一而又诚挚地劝慰他家中“有解忆”之儿女,可享天伦,这总比淹留冷烟寒月的寺庙要好,而且“信古来、才命真相负”,更以达观的人生态度相慰。结句则是再表惜别之意。此中借典形容,层层转进,真纯深挚的情意确是感人。
大体上看,上片、下片,泛写与专指,在材料分配上,显得很分明,但其组合也相当严谨。这就是一个“归”字的贯穿。这一个“归”字,在换头位置,承上启下。既是上片所说离合的一个因素,又是下片所说愁绪的中介。由于“归”,故有聚散;由于“归”,故有烦恼。其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也就集中体现在与相言别的人物身上。所谓以文为词,当中意脉仍十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