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乱初期,唐玄宗奔蜀,太子李亨留讨安禄山,不久,李亨既位,史唐肃宗。玄宗又曾命令儿子永王李璘督兵平叛,永王李璘在江陵,召兵万人,自树一帜,肃宗怀疑他争夺帝位,已重兵相压,李璘兵败被杀。李白曾经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加上“附逆”罪流放夜郎(今贵州遵义),当他行至巫山(今重庆境内)的时候,肃宗宣布大赦,李白也被赦免,他像出笼的鸟一样,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今湖北荆州)。此诗即回舟抵江陵时所作,所以诗题一作“白帝下江陵”。
此诗意在描摹自白帝至江陵一段长江,水急流速,舟行若飞的情况。首句写白帝城之高;二句写江陵路遥,舟行迅速;三句以山影猿声烘托行舟飞进;四句写行舟轻如无物,点明水势如泻。全诗把诗人遇赦后愉快的心情和江山的壮丽多姿、顺水行舟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运用夸张和奇想,写得流丽飘逸,惊世骇俗,又不假雕琢,随心所欲,自然天成。
“朝辞白帝彩云间”“彩云间”三字,描写白帝城地势之高,为全篇描写下水船走得快这一动态蓄势。“彩云间”的“间”字当作隔断之意,诗人回望云霞之上的白帝城,以前的种种恍如隔世。一说形容白帝城之高,水行船速全在落差。如果不写白帝城之高,则无法体现出长江上下游之间斜度差距之大。白帝城地势高入云霄,于是下面几句中写舟行的迅捷、行期的短暂、耳(猿声)目(万重山)的不暇迎送,才一一有着落。“彩云间”也是写早晨景色,显示出从晦暝转为光明的大好气象,而诗人便在这曙光初灿的时刻,怀着兴奋的心情匆匆告别白帝城。
“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短作悬殊对比。这里,巧妙的地方在于那个“还”字上。“还”,归来的意思。它不仅表现出诗人“一日”而行“千里”的痛快,也隐隐透露出遇赦的喜悦。江陵本非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却亲切得如同回乡一样。一个“还”字,暗处传神,值得读者细细玩味。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境界更为神妙。古时长江三峡,“常有高猿长啸”。诗人说“啼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长江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两旁的山影,猿啼声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由于舟行人速,使得啼声和山影在耳目之间成为“浑然一片”,这就是李白在出峡时为猿声山影所感受的情景。身在这如脱弦之箭、顺流直下的船上,诗人感到十分畅快和兴奋。清代桂馥称赞:“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飞越。”(《札朴》)
“轻舟已过万重山”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猿声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直说船快,那便显得笨拙;而这个“轻”字,却别有一番意蕴。三峡水急滩险,诗人溯流而上时,不仅觉得船重,而且心情更为滞重,“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上三峡》)。如今顺流而下,行船轻如无物,船的快速读者可想而知。而“危乎高哉”的“万重山”一过,轻舟进入坦途,诗人历尽艰险、进入康庄旅途的快感,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了。这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因物兴感,精妙无伦。
这首诗写的是从白帝城到江陵一天之内的行程情况,主要突出轻快,这也反映了李白心情的轻快。李白以58岁的年龄,被流放夜郎,抛妻别子,走向长途,忽然遇赦,得以归家,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在诗中李白没有直接抒情,但是读了他对行程的描写,自然感受到他的心情和兴奋的情绪。
这首诗借咏神话,赞美一种不畏艰险、立志复仇、终生不逾的坚毅精神。作者特别强调精卫的复仇行为,寄托了他自己刚烈无畏的品德。作品出于古而入于今,立意高远,感情鲜明。
前六句,勾勒出一个生动感人的偿冤报仇的小鸟形象。前四句,从正面破题。虽未直接点破“精卫”二字,但“偿冤”一词已暗示之。“山石细”、“海波平”二词运用对比手法,表现出了“精卫”的雄心壮志和坚强的意志。五六两句描写了精卫填海的失败。特别是用“抱寸诚”、“衔细石”,与“心望海波平”的宏愿进行反差极大的对比,充分显示精卫鸟的心诚志坚;用“渺渺”、“区区”等叠词,与“功难见”、“命已轻”配搭,表达出对精卫鸟命运的无限同情。
后六句,“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一句,是全诗主旨。从七八两句起,作者开始抒发议论,运用对比手法,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专精”二字是作者赋予精卫鸟的人格化的精神品质。“人皆讥造次”,大致是指文人学士在对待精卫填海这件事上,纷纷祖述陶渊明的“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的无为、无奈的观点。“我独”二字,表达了作者傲然不屈于俗见的鲜明态度。“赏专精”,是他立论的依据,后四句围绕“赏专精”论点,充分展开议论。最后两句作者以“精卫”与刺客相类,且应人传的观点再次表达了对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的褒扬与欣赏。
全诗以理入诗,具有滔滔不绝的雄辩力,作者着力弘扬了一种精诚奋斗的精神,思想上更具积极意义。此诗完全跳出试律窠臼,多称之。但关键在于作者当时不是进士身份,无汲汲于等第之心,故能格高品逸,写得气势磅礴,雄浑严整,而其情哀切动人,是韩愈心志之自然吐露。
古人在接近中年时,如果处境不利,遇上不顺心的事,便自觉老了。谢安有中年哀乐之感,所以袁枚称谢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难遣中年以后情”。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在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写的,时年三十九岁,就在词中自称“老夫”。因苏轼当时外放山东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闷。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宋室南渡是在钦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岁。这首词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岁以后,故起笔便自叹“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这里暗用两个典故。中唐诗人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再游玄都观》诗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诗句。刘郎与桃花的关系就是从这里来的。第二句用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桃花与笑的关系。作者截去“春风”二字,与“老”字押韵。刘禹锡两度被贬,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观时,已五十六岁,进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与刘禹锡有某些相似点,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刘郎”自拟。“桃花”用在此处,一方面与“刘郎”有关,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种象征意义。朱敦儒在靖康之难以前,在洛阳过着才子词人浪漫疏放的生活,从他的一首《鹧鸪天》词中就可以看出:“曾为梅花醉不归,佳人挽袖乞新词。轻红遍写鸳鸯带,浓碧争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动地来,才惊破了他的佳人诗酒梦。国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觉得自己变得衰老了。“桃花”没有变,“依旧笑”;而词人的心境却变了,变老了。尽管南宋统治者还在“西湖歌舞几时休”,而朱敦儒却对过去“佳人挽袖”,醉写新词的生活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兴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旧笑”。桃李春风、儿女情长都已与己无干,表达的是"人老万事休"的沧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词中也曾无限感慨地说:“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又一次表现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这种凄苦潦倒心绪支配下,百无聊赖,他也想听听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样,家蓄歌儿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听了。重院,即深院。谢家,即谢秋娘家。谢秋娘,唐代名妓,故诗词中常用谢家代指妓家,或指诗人所爱恋的女子家。如唐张泌《寄人》:“别梦依稀到谢家”。温庭筠《更漏子》:“惆怅谢家池阁。”都可说明这种用法。
过片,紧承上片听琵琶而来。“曲终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词人听完“谢家”的琵琶曲后,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有怎样的感受?是乐还是愁?这是下片词意发展的关键处。在这关键处,作者笔锋决定性地一转:“多似浔阳江上泪”,这一转,决定词意向愁的方面发展。白居易在浔阳江听到琵琶女弹琵琶,自伤沦落,心情激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朱敦儒为什么“多似浔阳江上泪”?下文提出了明确的答案:“万里东风,国破山河落照红。”原来朱敦儒感到眼前东风万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沦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笼罩在一片落日馀晖中,尽管还有一线淡淡的红色,但毕竟已是日薄西山,黄昏将近了。词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来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权已近夕照黄昏,中原失地,恢复无望。这对于身遭国难,远离故土,流落南方的词人来说,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浔阳江上泪”呢?!"落照红"三字,即是夕阳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隐喻宋季国运的衰微气象。 这种国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词《采桑子·彭浪矶》中也有十分明显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碧山对晚汀洲冷,枫叶芦根,日落波平。愁损辞乡去国人。”由此可见朱敦儒身经国亡家破之难,流离转徙于南方之后,贯串在他词中的主流始终是一颗对国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国激情。千百年后读之,仍令人心情激荡不已。
杨继盛,明代爱国将领,曾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坚决主张抗击北方鞑靼的入侵,反对妥协误国。先是上疏朝廷,弹劾大将军仇鸾误国,后又上疏弹劾奸相严嵩,造毒刑,被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岁。
杨继盛舍身取义的高尚精神和气节,感动了京城百姓,深得民心,在押解他去会审的途中,观看的百姓充满了街道,以致道路阻塞不能通行,人们不仅齐声叹息,而且为之流下了热泪。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王世贞、王遴冒死备下棺材装殓了他, 京城百姓流着泪交相传诵他的弹劾严嵩疏和就义诗。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罢官;后十年,严嵩削籍为民,抄没家产,严世藩伏诛;后十一年,明穆宗即位,为杨继盛平反,谥忠愍。所以杨继盛又被称为“杨忠愍”。
这首诗便是他临刑前作,前二句说自己虽然死了,但浩气仍留天地之间,光耀千古,后两句感慨自己壮志未酬身先死,不禁万分遗憾,但死后若有忠魂在,一定还要补报国家,以偿夙愿。整首诗寥寥二十字,一片忠贞报国之心,凛然可睹,千载以下读之,也省事为之感动。
诗人在诗中表示,自己报国之心不但至死不变,即使死后也不会改变。诗的大意说:自己虽死,浩然正气回归太空,还存留在天地之间,一颗耿耿丹心,永远照耀着千秋万代。这一辈子还没有来得及报效国家,死后也要留作忠魂来弥补。
这首诗是杨继盛临刑前所作,原诗没有题目,诗题是后人代拟的。作者为揭发奸相严嵩被处死,诗中表现了忠心报国,至死不变的决心。全诗一气呵成,如吐肝胆,如露心胸,如闻忠诚之灵魂在呼喊,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