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
首联写白居易文学创作时间之长、贡献之大,并为之赞叹。“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诗篇一开始就对白居易的诗作推崇极高,对诗坛上这颗巨星的陨落表示了深切的惋惜之意。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现存白居易诗中最早一首是《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应考习作,作于贞元三年(787),时年十六岁,到会昌六年(846)逝世,时年七十六。其实,据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及五六岁,便学为诗”,则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尚不止六十年。像他这样很小就从事诗歌创作,一生坚持不懈的诗人,在唐代及唐代以前历史上不多见。诗中说“六十年”,满含赞叹之意。特别是以珍珠、美玉来比喻他的诗,不仅对他几十年的创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像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伟大诗人,忽然辞世,叫人万分痛惜。所以下句言“谁教冥路作诗仙?”上一句平平叙起,这一句即以问句承接,其中充满着痛惜的深情,蕴藏着丰富的含义。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老臣的依依不舍之情,自己刚刚即位不久,正要利用万机之暇,来和这位敬仰已久的老诗人切磋诗艺,谁知道竟然来不及见面,就奄然去世了。“谁教”二字,饱含着对突然逝世的惊愕,和对老臣的无限爱惜。另一方面作者也隐然以白居易的知音自命,表现出对其理解和爱护。
中间两联,作者从老诗人的思想性格和诗歌成就两方面评价。“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这一联着重赞扬白居易不计名利、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思想性格。上一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年轻时谒见成名诗人顾况的情景,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诗人一生多次遭贬、坎坷终生的情景,他像浮云一样,飘然不定,但又无处不悠然自得,专心从事诗歌创作。下一句接着说,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认识到“无为”是自然的规律,以“乐天”为字自勉。“无为”“知足”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李唐王朝极力提倡的思想。
尾联则进一步直接表达了作者对白居易的器重、难以割舍和对白居易去世的无比悲怆之情。这是在颈联基础上的更进一步,“文章已满行人耳”,白居易的诗如风一般流行,与行人形影不离:你只要出行在外,就能听到吟诵白诗的声音。而作者听到吟诵之声,就会牵动起思念白居易的感情,内心充满无比悲伤与哀痛。
此诗为唐宣宗悼念白居易之作。诗中高度概括了白居易的创作历程,尤其用“童子解吟”和“胡儿能唱”,点出了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风格及特点,用“已满行人耳”来形象地表明白居易之作品的影响及被欢迎的程度。此外,诗中还流露出作者对白居易之死的惋惜和伤感,这也是其性格和重视文学家的一种具体表现。同时诗中还反映出作者对白居易文学主张的认同。
此诗题为“雨无正”,可是,从全篇诗句中,并无“雨多”之意,也无“政多如雨”之言,因而历朝历代很多人都怀疑诗题与诗意不合。有人疑为“雨无止”;有人疑为“周无正”(正,同“政”);更有人说韩诗有《雨无极》篇,诗文比毛诗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二句。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姚际恒《诗经通论》说:“此篇名《雨无正》不可考,或误,不必强论。”
全诗七章。一、二章章十句,三、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共五十四句,能于参差错落中见整饬。
诗的第一章首先以无限感慨、无限忧伤的语气,埋怨天命靡常:“不骏其德”,致使丧乱、饥馑和灾难都一起降在人间。但是,真正有罪的人,依然逍遥自在,而广大无罪的人,却蒙受了无限的苦难。这里,表面是埋怨昊天,实际上是借以讽刺幽王。接着,第二章就直接揭示了残酷的现实问题:“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可是在这国家破灭、人民丧亡之际,一些王公大臣、公卿大夫们,逃跑的逃跑,躲避的躲避,不仅不能为扶倾救危效力,反而乘机做出各种恶劣的行径。因而,第三章作者就进一步揭示出了造成这次灾祸的根本原因:国王“辟言不信”,一天天胡作非为,不知要把国家引向何处;而“凡百君子”又“不畏于天”,反而助纣为虐,做出了一系列既不自重、又肆无忌惮的坏事。第四章,作者又以沉痛的语言指出:战祸不息,饥荒不止,国事日非,不仅百官“莫肯用讯”,国王也只能听进顺耳的话而拒绝批评,只有他这位侍御小臣在为危难当头的国事而“憯憯日瘁”了。第五章,作者再次申诉自己处境的艰难。由于国王“听言则答,谮言则退”,致使自己“哀哉不能言”,而那些能说会道之徒则口若悬河。自己“维躬是瘁”,而他们却“俾躬处休”。不是自己拙口笨舌,而是国王是非不分、忠奸不辨的行为使自己无法谏诤了。对比鲜明,感情更加深沉。因此,在第六章里,作者又进一步说明了“于仕”的困难和危殆。仕而直道,将得罪天子;仕而枉道,又见怨于朋友。左右为难,忧心如焚。最后一章,作者指出:要劝那些达官贵人迁向王朝的新都吧,他们又以“未有家室”为借口而加以拒绝,加以嫉恨,致使自己无法说话,而只有“鼠思泣血”。其实,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外地虽然没有家室,也照样纷纷逃离了。
由此可见,这是一首抒情诗。作者面对国破、世危的局面,思前想后,感愤万端。既埋怨天命靡常,又揭露国王信谗拒谏、是非不分。执事大臣或苟且偷安,或花言巧语,致使天灾人祸,一起降临人间。面对昏君乱世,他忧国忧时,苦恼悲哀,虽想要勤于国事,救危扶倾,而又处境孤危,不知所措。因此只有忧伤、悲痛,怨天尤人,无可奈何。真可谓处饥馑、危亡、离乱之世,心有救乱济世之志,而行无救乱济世之力,所以只有揭示现实真象,以发泄他满腔的忧愤罢了,其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这是时代的呐喊和哀怨,因而对读者进一步认识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那个时代的思想感情,也是有意义的。
作者在抒发他那复杂而深厚的思想感情时,通篇采用了直接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少打比喻,不绕弯子,语言质朴,感情真实,层层揭示,反覆咏叹,时而夹杂一些议论,颇有一种哀而怨、质而雅的艺术之美。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