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的主题,是怀念合肥情侣。白石一生爱情的悲剧根源乃在于其爱情之始终无法如愿以偿与词人对爱情之始终忠贞不渝的强烈冲突;这是白石一生的高峰式情感体验之一。采用描绘仙女仙境的稀世唐乐《霓裳羽衣曲》谱写此词,实为其心灵之中所奉献出对爱情对爱人的一片馨香祷祝之至诚。
“亭皋正望极。”起笔便展开一高远之境界。其情之深,意之切,其所怀之遥其所念之远,尽收入极之一字。此句与晏殊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柳永之“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凤栖语》),吴文英之“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亭”(《莺啼序》),各尽其妙,然意境更空灵蕴藉。望极何所见,何所思?“乱落江莲归未得。”江莲指水乡之红莲,下片所写“坠红”即此。词人望极天涯,但见满目红莲,一片凋零而已。此暗喻所怀之人,已韶颜渐老,容光憔悴,而自己却当归不得归。难以言喻之隐痛,苍凉凄恻之情感,全融于归未得三字。上四字景,下三字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为何“归来得”?“多病却无气力。”此句一笔双关。既是暗示无力归去,亦是实写忧思成疾。“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纨扇是细绢制成之团扇。前人常用夏去秋来纨扇收藏,比喻恩爱断绝。相传汉成帝时,班婕妤失宠,作《怨歌行》:“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载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文选》卷二七)罗衣指细绢缝之夏衣。索与疏互文见义,亦疏远义。词人在此只是克服眼前夏去秋来之时令变化,词境则暗转为室内。“流光过隙。”点明光阴飞逝,离别苦久。此句语出《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叹杏梁、双燕如客。”杏梁,屋梁之美称。语出司马相如《长门赋》:“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清秋燕子又将南飞,此杏梁双燕正如客子,何能久栖。不言客如双燕,反言双燕如客,造语新奇。
清真《满庭芳》“年年。如社燕,漂流瀚海,来寄修椽”,是正言之,白石则反言之各极其妙。再比较陶渊明《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是写人与鸟各得其所之乐,白石则写出人与燕同悲飘零如寄。并且双燕反衬自己孤独,由此直逼出歇拍。“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上文欲吐还咽,层层蓄势,至此终于明明白白倾诉出怀人之主题,词情涌起高潮。伊人何在?想象一窗淡月,仿佛照见了她惨淡的容颜境界逼真,语意惨淡。此是上片之题眼。词句从杜甫《梦李白》“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化出。
杜诗姜词,皆一片精诚凝聚。这一想象中的幻境,不仅写出了所怀之人的深情高致,意态闲远,更暗示了自己对所怀之人的刻骨相思。语淡而意深。幻境恍惚,一霎而已。换头又跌回现实。“幽寂”二字挽尽离散孤独羁旅飘泊之悲感。“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蛩即蟋蟀。
庾信曾作《愁赋》,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之句。(见《海录碎事》卷九。今本庾集不载。)庾信由梁朝出使西魏被扣留,长期不得当,又曾作《哀江南赋》,抒发故国之思。此言壁下蟋蟀乱吟,使我愁绪如织。“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此三句直写出当年情事,乃反为“人何在”一节张本。白石那年三十二岁,年少浪迹正指二三十岁时漫游江淮,与合肥情侣相知相爱之情事。
笛里关山,语出杜甫《洗兵马》:“三年笛里关山月。”古横吹曲有《关山月》,关山一语双关,既指笛声、音乐,又指跋涉关山。柳下坊陌暗指合肥情遇。白石《凄凉犯》序云“合肥巷陌皆种柳”,可以印证。杜诗原是写战乱流浪,此则以柳下坊陌对笛里关山,极为刺眼。也许,白石合肥情遇本来就与那一乱离时代有关系。应知合肥当时乃是边城,正当淮河前线。“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此三句与“乱落江莲”前后照应。上句从杜甫《秋兴》“露冷莲房坠粉红”化出。漫,空也。暗水,语出杜甫《夜宴左氏庄》“暗水流花径。”涓涓,水缓缓流动貌。红莲坠落无声无息,随着一片碧水暗暗流淌而去。“坠红无信息”与前“乱落江莲”都是喻指所怀之人杳无音信,不知流落何处。“漫暗水,涓涓溜碧”则暗示年光流逝,想思日久,仍无法确知伊人消息。情人离散,四海茫茫,纵有鸿燕,可托何处?其间无限悲慨,都化于具体意象中。由此遂直推出结笔:“飘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酒垆是安置酒瓮之土台子。
结笔用典,寄托幽微。《世说新语·任诞》:“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卧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词人实取此故事之精髓以寄托自己之情意。语意是:飘零离散久矣,当年醉卧酒垆侧之豪情逸兴,从此已无。喻说少年情遇之纯洁美好,亦表明此后更绝无他念矣。全幅词情至此掀起最高潮,爱情境界亦提升至超凡脱俗之圣境。以清空骚雅之笔写至情至爱,是此词特色之一。
整首词写景空灵,写情遥深,意象玲珑清彻,意境超旷深远,正如刘熙载所说:“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客,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艺概》)声情韵律高度配合情感高潮,是此词又一特色。两处高潮,声情亦最吃紧。“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九字连下七仄(除帘、颜二字)。“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九字连下五仄(除前三字及垆字)。尤其两结下句皆五字四仄声间一平声,声情极其拗峭。
总览全幅词体,则词韵用激越凄楚之入声字,乐调属“凄怆怨慕”之商调(《中原音韵》),对于词情亦无不高度配合。姜白石词多兼具情感、文采、声情、音乐全幅之美,此词是一典范。
诗的第一句开门见山,从诗人自己过去怎样对待邻妇扑枣说起。“扑枣”就是打枣。这里不用那个猛烈的上声字“打”,而用这个短促的、沉着的入声字“扑”,是为了取得声调和情调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说:“无食无儿一妇人。”原来这位西邻竟是一个没有吃的、没有儿女的老寡妇。诗人等于是在对吴郎说:“对于这样一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妇人,我们能不让她打点枣儿吗?”
三四两句紧接一二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困穷”,承上第二句;“此”,指扑枣一事。这里说明杜甫十分同情体谅穷苦人的处境。陕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说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气贯串,是杜甫自叙以前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启发吴郎。
五六两句才落到吴郎身上。“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这两句上下一气,相互关联,相互依赖,相互补充,要联系起来看。“防”的主语是寡妇。下句“插”字的主语是吴郎。这两句诗言外之意是: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吴郎有点太不体贴人。她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吴郎不特别表示亲善,也就够了,却不该还要插上篱笆。这两句诗,措词十分委婉含蓄。这是因为怕话说得太直、太生硬,教训意味太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劝告。
最后两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是全诗结穴,也是全诗的顶点。表面上是对偶句,其实并非平列的句子,因为上下句之间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上句,杜甫借寡妇的诉苦,指出了寡妇的、同时也是当时广大人民困穷的社会根源。这就是官吏们的剥削,也就是诗中所谓“征求”,使她穷到了极点。这也就为寡妇扑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解脱。下句说得更远、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就是“安史之乱”以来持续了十多年的战乱,即所谓“戎马”。由一个穷苦的寡妇,由一件扑枣的小事,杜甫竟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以至于流泪。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点醒、开导吴郎的应有的文章。让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苦难的人还有的是,决不止寡妇一个;战乱的局面不改变,就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保障,我们现在不正是因为战乱而同在远方作客,而你不是还住着我的草堂吗?”最后一句诗,好像扯得太远,好像和劝阻吴郎插篱笆的主题无关,其实是大有关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开一点,他自然就不会在几颗枣子上斤斤计较了。读者正是要从这种地方看出诗人的“苦用心”和他对待人民的态度。
这首诗的人民性是强烈而鲜明的,在通常用来歌功颂德以“高华典雅”为特征的七言律诗中,尤其值得重视。诗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很有特点。首先是现身说法,用诗人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来点醒对方,最后还用诗人自己的眼泪来感动对方,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说教,措词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像“不为”、“只缘”、“已诉”、“正思”,以及“即”、“便”、“虽”、“却”等,因而能化呆板为活泼,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
清人卢德水说:“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全诗正是在这种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诗作表达了杜甫对穷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