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全诗构思精巧,辞藻艳丽,将花与人浑融在一起写,描绘出人花交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
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