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为文章第一层。齐军虽未入境，但隐隐已有进犯之气。而对这种情况，展喜却言称“寡君”、“敝邑”、“下臣”，尊称对方侵犯是“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辱”在此不是侮辱对方的意思，而是自己受委屈的含意，相当于“枉顾”、“屈尊”等词，是对对方来访的客气谦词。措辞礼数周到，神态不慌不忙，俨然胸有成竹。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番言辞中，展喜不提对方进犯一事，而称对方此行是来访，巧妙地为自己犒劳齐师张目，显得合乎情理。文章至此，已呼应了上文“犒军”与“辞令”二线，而由于对犒军没有具体展开，却腾出笔墨详写展喜的一番辞令，使文章的焦点迅速凝聚在“辞令”之中。好文章总是强调突出重点，不枝不蔓，犹如山沓云深之处，突然显现一条小径，使人可以拾阶而上，探险寻幽。
“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为文章第二层。恶虎决不会因羔羊哀哀求告而饶了它的性命，侵略者当然也不会因被侵略国礼数周到就按捺下侵略欲望。“鲁人恐乎？”这一句话，表明齐侯不仅未被展喜言辞所动，反而赤裸裸地声称自己此行并非来访，而是侵略。视对方忍让为软弱可欺，往往是自以为强大的人之共同心理。侵略人家，还要问人家是否害怕，其中的狂傲，基于的正是不把对方放在眼里的心理，并带有一种如猫戏鼠的挑衅和放肆。在这种情形下，展喜表现的却是那么从容镇定，不卑不亢：“小人恐矣，君子则否。”一派大义凛然之气。文章至此，我们已不难明白展喜犒军并非是向对方屈膝投降，而别有一番用意。同时也使人不禁为展喜捏了一把汗，在齐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在狂傲的齐侯面前，仅仅凭借辞令并不能击退齐军。
“齐侯曰：‘室如县罄……’”至“恃此以不恐”为文章第三层。“县罄”，即悬罄，罄同磬，磬悬挂时，中间高而两面低，其间空洞无物。家室贫乏，屋无所有，而房舍高起，两檐下垂，如古罄悬挂的样子，所以室如县罄，意指府库空虚。“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在这种反向中，视对方若无物的狂傲之气咄咄逼人，但也或多或少地夹杂着齐侯对展喜的从容镇定之困惑。而读者却可以在齐侯的困惑中，豁然释开原先的几个困惑：原来鲁国之所以面对强大的齐国的进犯不去积极备战，而求助于“犒军”、“辞令”，正是由于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军事力量软弱的鲁国，不能以此去抗衡声势显赫的齐军。求助于“犒军”与“辞令”，多少也是弱小国家在强国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同时，也使人明白何以齐侯在展喜面前如此放肆狂妄，原来正是他视鲁国“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但是，三尺之孤，尚有一搏，何况众志成城。以军事力量抗争虽无必胜把握，但“犒军”和“辞令”不能使狂妄的齐侯面壁思过，退避三舍吗。一念及此，令人对文中情境方有几分明白，却又不免疑虑重生。
怯懦者，往往在黑云压城面前魂飞魄丧，哀叹命运乖蹇；强者，唯有强者，才能在乱云飞度中，依然从容不迫，以无畏的勇气，在危机中开拓出机遇的曙光。展喜正是在这种危机四起、险象环生的情境中，显示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与才智。首先，展喜陈述自己所恃的是先王之命。当时周室虽然衰微，但欲成霸业者，也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然没有谁敢公然表示藐视周室。“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表明齐、鲁原是世代友好，且有天子为他们缔结的盟约，此其一；“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指出，齐孝公之父齐桓公正是因为遵守盟约，广修仁义而终成霸业，而现在诸侯各国对齐侯也寄托了同样的愿望，此其二；“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大意是：我国之所以不敢修筑城池，缮治甲兵，作战争的准备，是因为认为“即使您继承君位九年，也不会背弃先王的命令，废弃以前的职责。因为要是这样，便对不住逝去的太公和桓公。想来齐君一定不会是这样干的。”申明鲁国之所以不聚兵相争非不能，是不为也，其原因是基于对齐侯的信赖。此其三。一席言说，乍看貌似谦恭平淡，没有一句谴责齐侯侵略的行径，但细细品来，却觉得柔中带刚，绵里含针，辛辣有力，具有丰富的潜台词：第一，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公然违背天子命令，践踏盟约，背信弃义；第二，齐侯如果侵犯鲁国，那就是叛逆孝道，并将失去人心；第三，鲁国之所以不兴兵相抗，并不是软弱可欺，所以对齐侯也绝不会恐惧。
如果说，齐国的强大和鲁国的弱小，决定了展喜只能把激烈的抗争寓于貌似谦恭平和的言辞中；那么，齐侯的倨傲无礼，则又决定了展喜在平淡中透露出激烈的抗争与捍卫祖国尊严的慷慨。而且，更重要的是，柔转为刚，存在着一个假定，即如果齐侯侵略鲁国；刚转为柔，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假定，即齐侯撤军回国。同时，这时柔还有一个更大的假定，如果齐侯撤军回国，那齐侯就是仁义之人，齐侯也就因此有望重振父业，成为一代霸主；反之，则一切将付之东流。
齐侯是个颇为自负的人，他之所以急急忙忙攻打鲁国，正是基于想重温乃父齐桓公霸业的旧梦。展喜一番刚柔相济的言辞，可以说是吃透了齐侯的心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心理被对方看透的人，就会被对方的言辞所折服。“齐侯乃还”，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结果。
文章一开始就如奇峰突起、引人入胜，齐军入侵鲁国，鲁国却派展喜前去犒劳。展喜经展禽（即柳下惠）面授机宜，辞令谦和有礼，面对齐孝公咄咄逼人的问话，巧妙提出“君子”与“小人”之别，并针对齐孝公依仗周王名号经营霸业的心理，指出“先王之命”给他当头一棒；接着又用两国先君之盟约束之，用齐桓公之功勉励之，用诸侯之望鞭策之；最后又夸之不会弃命废职，暗藏机锋。言辞可谓字字珠玑，步步为营，方略绝妙。齐孝公开始如饮醇酒，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后来才发现仰之弥高，缚之弥深，颇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再想反驳为时已晚，只好“乘风归去”。全文结构紧凑，无一闲文懈笔，辞辩精妙绝伦，不愧是一篇优美的外交辞作。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
此篇是祭湘君的诗歌，描写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聚会而产生怨慕神伤的感情。
在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神曲创作的《九歌》中，《湘君》和《湘夫人》是两首最富生活情趣和浪漫色彩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赞叹它们独特的南国风情和动人的艺术魅力时，却对湘君和湘夫人的实际身份迷惑不解，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争论。
从有关的先秦古籍来看，尽管《楚辞》的《远游》篇中提到“二女”和“湘灵”，《山海经·中山经》中说“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但都没有像后来的注释把湘君指为南巡道死的舜、把湘夫人说成追赶他而溺死湘水的二妃娥皇和女英的迹象。最初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书中记载秦始皇巡游至湘山（即今洞庭湖君山）时，“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后来刘向的《列女传》也说舜“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就明确指出湘君就是舜的两个妃子，但未涉及湘夫人。到了东汉王逸为《楚辞》作注时，鉴于二妃是女性，只适合于湘夫人，于是便把湘君另指为“湘水之神”。对于这种解释。唐代韩愈并不满意，他在《黄陵庙碑》中认为湘君是娥皇，因为是正妃故得称“君”；女英是次妃，因称“夫人”。以后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皆从其说。这一说法的优点在于把湘君和湘夫人分属两人，虽避免了以湘夫人兼指二妃的麻烦，但仍没有解决两人的性别差异，从而为诠释作品中显而易见的男女相恋之情留下了困难。有鉴于此，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采取了比较通脱的说法，即把湘君说成是湘水之神，把湘夫人说成是他的配偶，而不再拘泥于按舜与二妃的传说一一指实。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比较符合作品的实际，因而也比较可取。
虽然舜和二妃的传说给探求湘君和湘夫人的本事带来了不少难以自圆的穿凿附会，但是如果把这一传说在屈原创作《九歌》时已广为流传、传说与创作的地域完全吻合、《湘夫人》中又有“帝子”的字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尧之二女等等因素考虑在内，则传说的某些因子如舜与二妃飘泊山川、会合无由等，为作品所借鉴和吸取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既注意到传说对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又不拘泥于传说的具体人事，应该成为读者理解和欣赏这两篇作品的基点。
作为祭神歌曲，《湘君》和《湘夫人》是一个前后相连的整体，甚至可以看作同一乐章的两个部分。这不仅是因为两篇作品都以“北渚”相同的地点暗中衔接，而且还由于它们的末段，内容和语意几乎完全相同，以至被认为是祭祀时歌咏者的合唱（见姜亮夫《屈原赋校注》）。
这首《湘君》由女神的扮演者演唱，表达了因男神未能如约前来而产生的失望、怀疑、哀伤、埋怨的复杂感情。第一段写美丽的湘夫人在作了一番精心的打扮后，乘着小船兴致勃勃地来到与湘君约会的地点，可是却不见湘君前来，于是在失望中抑郁地吹起了哀怨的排箫。首二句以问句出之，一上来就用心中的怀疑揭出爱而不见的事实，为整首歌的抒情作了明确的铺垫。以下二句说为了这次约会，她曾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把本已姣好的姿容修饰得恰到好处，然后才驾舟而来。这说明她十分看重这个见面的机会，内心对湘君充满了爱恋。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她甚至虔诚地祈祷沅湘的江水风平浪静，能使湘君顺利赴约。然而久望之下，仍不见他到来，便只能吹起声声幽咽的排箫，来倾吐对湘君的无限思念。这一段描绘了一幅望断秋水的佳人图。
第二段接写湘君久等不至，湘夫人便驾着轻舟向北往洞庭湖去寻找，忙碌地奔波在湖中江岸，结果依然不见湘君的踪影。作品在这里把对湘夫人四出寻找的行程和她的内心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她先是驾着龙舟北出湘浦，转道洞庭，这时她显然对找到湘君满怀希望；可是除了眼前浩渺的湖水和装饰精美的小船外，一无所见；她失望之余仍不甘心，于是放眼远眺涔阳，企盼能捕捉到湘君的行踪；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她的心灵便再次横越大江，遍寻沅湘一带的广大水域，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如此深情的企盼和如此执着的追求，使得身边的侍女也为她叹息起来。正是旁人的这种叹息，深深地触动和刺激了湘夫人，把翻滚在她内心的感情波澜一下子推向了汹涌澎湃的高潮，使她止不住泪水纵横，一想起湘君的失约就心中阵阵作痛。
第三段主要是失望至极的怨恨之情的直接宣泄。首二句写湘夫人经多方努力不见湘君之后，仍漫无目的地泛舟水中，那如划开冰雪的船桨虽然还在摆动，但给人的感觉只是她行动的迟缓沉重和机械重复。接着用在水中摘采薜荔和树上收取芙蓉的比喻，既总结以上追求不过是一种徒劳而已，同时也为后面对湘君“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的一连串斥责和埋怨起兴。这是湘夫人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说出的激愤语，它在表面的绝情和激烈的责备中，深含着希望一次次破灭的强烈痛苦；而它的原动力，又来自对湘君无法回避的深爱，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它把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女子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四段可分二层。前四句为第一层，补叙出湘夫人浮湖横江从早到晚的时间，并再次强调当她兜了一大圈仍回到约会地“北渚”时，还是没有见到湘君。从“捐余玦”至末为第二层，也是整首乐曲的卒章。把玉环抛入江中，把佩饰留在岸边，是湘夫人在过激情绪支配下做出的过激行动。以常理推测，这玉环和佩饰当是湘君给她的定情之物。他既然不念前情，一再失约，那么这些代表爱慕和忠贞的信物又留着何用，不如把它们抛弃算了。这一举动，也是上述四个“不”字的必然结果。这给读者留下了惋惜和遗憾。最后四句又作转折：当湘夫人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在水中的芳草地上采集杜若准备送给安慰她的侍女时，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决定“风物长宜放眼量”，从长计议，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慢慢等待。这样的结尾使整个故事和全首歌曲都余音袅袅，并与篇首的疑问遥相呼应，同样给人留下了想像的悬念。
这首诗写久别的老友重逢话旧，家常情境，家常话语，娓娓写来，表现了乱离时代一般人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之感，同时又写得非常生动自然，所以向来为人们所爱读。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开头四句说，人生旅途常有别离不易相见，就像参星商星实在难得相遇。今夜又是什么吉日良辰，让我们共同在这烛光下叙谈。这几句从离别说到聚首，亦悲亦喜，悲喜交集，把强烈的人生感慨带入了诗篇。诗人与卫八重逢时，安史之乱已延续了三年多，虽然两京已经收复，但叛军仍很猖獗，局势动荡不安，诗人的慨叹，正暗隐着对这个乱离时代的感受。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四句是说，青春壮健年少岁月能有多少，转瞬间你我都已经两鬓如霜。昔日往来的朋友一半已去世，我内心激荡不得不连声哀叹。
久别重逢，彼此容颜的变化，自然最引起注意。别离时两人都还年轻，而今俱已鬓发斑白了。由“能几时”引出，对于世事、人生的迅速变化，表现出一片惋惜、惊悸的心情。接着互相询问亲朋古旧的下落，竟有一半已不在人间了，彼此都不禁失声惊呼，心里火辣辣的难受。按说，杜甫这一年才四十八岁，何以亲故已经死亡半数呢？如果说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已经隐隐透露了一点时代的气氛，那么这种亲故半数死亡，则更强烈的暗示着一场大的干戈乱离。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没想到我们已分别二十个春秋，今天还能亲临你家里的厅堂。“焉知”二句承接上文“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诗人故意用反问句式，含有意想不到彼此竟能活到今天的心情。其中既不无幸存的欣慰，又带着深深的伤痛。
前十句主要是抒情。接下去，则转为叙事，而无处不关人世感慨。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这两句是说，相分别时你还没有结婚成家，倏忽间你的子女已成帮成行。随着二十年岁月的过去，此番重来，眼前出现了儿女成行的景象。这里面当然有倏忽之间迟暮已至的喟叹。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这四句是说，他们彬彬有礼笑迎父亲老友，亲切的询问我来自什么地方？还来不及讲述完所有的往事，你就催促儿女快把酒菜摆上。
这四句写出卫八的儿女彬彬有礼、亲切可爱的情态。诗人款款写来，笔端始终流露出一种真挚感人的情谊。这里“问我来何方”一句后，本可以写些路途颠簸的情景，然而诗人只用“问答乃未已”一笔轻轻的带过，可见其裁剪精炼之妙。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这两句是说，冒着夜雨剪来了新鲜的韭菜，呈上新煮的黄米饭让我品尝。从中看到处士的热情款待：酒是让儿子立刻去张罗的佳酿，菜是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饭是新煮的掺有黄米的香喷喷的二米饭。这自然是随其所有而具办的家常饭菜，体现出老朋友间不拘形迹的淳朴友情。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四句是说，主人感慨见面的机会太难得，开怀畅饮一连喝干了十几杯。一连喝干了十几杯还没有醉意，令我感动你对老友情深意长。
这四句，叙主客畅饮的情形，故人重逢话旧，不是细斟慢酌，而是一连就进了十大杯酒，这是主人内心不平静的表现。主人尚且如此，杜甫心情的激动，当然更不待言。“感子故意长”，概括的点出了今昔的感受，总束上文。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末两句是说，明日分别后，又相隔千山万水，茫茫的世事真令人愁绪难断。末两句回应开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暗示着明日之别，悲于昔日之别：昔日之别，今幸复会；明日之别，后会何年？低回深婉，耐人寻味。
诗人是在动乱的年代、动荡的旅途中，寻访故人的；是在长别二十年，经历了沧桑巨变的情况下与老朋友见面的，这就使短暂的一夕相会，特别不寻常。于是，那眼前灯光所照，就成了乱离环境中幸存的美好的一角；那一夜时光，就成了烽火乱世中带着和平宁静气氛的仅有的一瞬；而荡漾于其中的人情之美，相对于纷纷扰扰的杀伐争夺，更显出光彩。“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被战乱推得遥远的、恍如隔世的和平生活，似乎一下子又来到眼前。可以想象，那烛光融融、散发着黄粱与春韭香味、与故人相伴话旧的一夜，对于饱经离乱的诗人，是多么值得眷恋和珍重啊。诗人对这一夕情事的描写，正是流露出对生活美和人情美的珍视，它使读者感到结束这种战乱，是多么符合人们的感情与愿望。
这首诗平易真切，层次井然。诗人只是随其所感，顺手写来，便有一种浓厚的气氛。它与杜甫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的大多数古体诗有别，而更近于浑朴的汉魏古诗和陶渊明的创作；但它的感情内涵毕竟比汉魏古诗丰富复杂，有杜诗所独具的感情波澜，如层漪迭浪，展开于作品内部，是一种内在的沉郁顿挫。
诗写朋友相会，却由“人生不相见”的慨叹发端，因而转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时，便格外见出内心的激动。但下面并不因为相会便抒写喜悦之情，而是接以“少壮能几时”至“惊呼热中肠”四句，感情又趋向沉郁。诗的中间部分，酒宴的款待，冲淡了世事茫茫的凄惋，带给诗人幸福的微醺，但劝酒的语辞却是“主称会面难”，又带来离乱的感慨。诗以“人生不相见”开篇，以“世事两茫茫”结尾，前后一片苍茫，把一夕的温馨之感，置于苍凉的感情基调上。这些，正是诗的内在沉郁的表现。如果把这首诗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对照，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表现故人淳朴而深厚的友情，但由于不同的时代气氛，诗人的感受和文字风格都很不相同，孟浩然心情平静而愉悦，连文字风格都是淡淡的。而杜甫则是悲喜交集，内心蕴积着深深的感情波澜，因之，反映在文字上尽管自然浑朴，而仍极顿挫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