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这是一首题在《长江万里图》上的诗,作者从长江发源地写起,从而想起家乡,引出他内心盘结已久的故乡愁思。家乡、长江两种意象相融相生,将游子的思乡情表现得丰满深厚,情因景显,景因情深,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诗人看画后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家眠山更西住,正见岷山发源处”。诗人原籍在四川,看到长江后很自然产生一种我住“长江头”的感情,这里有怀念,也有自诩三四句是写长江的波澜壮阔,“三巴春霁雪初消,百折千回向东去。”杜甫诗:“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就是写此处山川形胜的。“雪初消”意味着江水增长,汹涌澎湃;“百折千回”写出了水流经之地山势奇险。这两句点出了画题,极写长江奔腾不息之势。
接下诗意一转由写景而转向抒情。“江水东流万里长,人今飘迫尚他乡。”诗人望着滚滚的长江水由西而东,流经万里,想到人们为了生活,背井离乡,也随着这东流的江水四处飘泊,不禁喟然而叹。诗中的“人”字也可解作诗人自己,这也是对自己身世命运的感叹。以东流江水喻离乡之苦,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特点,那就是“长”。李白写的:“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抓住了这一特点,可见诗人之间也是有共同感受的。不过李白是与朋友告别,“别意”中虽有憾情,然叹而不哀。杨基这里写的却是异乡飘泊思念之情,因而它要凄苦得多。
尾联“烟波草色时牵恨,风雨猿声欲断肠。”这是对离愁别恨的更深一层描写。“烟波草色”、“风雨猿声”,本是长江两岸的普通景物,为旅人所常见常闻,然而在诗人的眼中、耳中,却都变成了牵恨”和“断肠”的缘由。实际上这是主观感情给客观事物铺上的感情色彩,而这客观事物反过来又加深了主观感情的浓度。诗人所写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而且用了“恨”和“断肠”这样的字眼儿,可见它的浓度之深。
这首诗从谋篇构思看,由看画而想到家乡,由想到而思念,由思念而感慨,由感慨而痛楚,步步依理,层层加深,可谓层次清晰,自然真切。从表现方法看,既写景又写情。写景时景不离情,如东流江水之与飘泊游子;写情时情不离景,如离恨之与烟波草色,断肠之与风雨猿声。可谓情因景显景因情深。从语言运用看既无炼字之迹,又欠修饰之功,犹如口语,明白如话,随意而写,一气呵成。可谓清新流畅,自然浑成。
第一首诗中,诗人运用简朴的文字 ,就常见的“小雨”和“草色”,描绘出了早春的独特景色,诗的风格清新自然,简直是口语化的。看似平淡,实则是绝不平淡的。韩愈自己说:“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他的“平淡”是来之不易的。
首句点出初春小雨,以“润如酥”来形容它的细滑润泽,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特点。造句清新优美。与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句紧承首句,写草沾雨后的景色。以远看似有 ,近看却无 ,描画出了初春小草沾雨后的朦胧景象。写出了春草刚刚发芽时,若有若无,稀疏,矮小的特点。这一句是全篇中的绝妙佳句。早春二月,在长安,冬天未过,春天还未来临。但若是下过一番小雨后,第二天,春天就来了,最初的春草芽儿就冒出来了,作者远远望去,朦朦胧胧,仿佛有一片极淡极淡的青青之色,这是早春的草色。看着它,作者心里顿时充满欣欣然的生意。可是当作者带着无限喜悦之情走近去看个仔细,地上是稀稀朗朗的极为纤细的芽,却反而看不清什么颜色了。诗人像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
这设色的背景,是那落在天街上的纤细小雨。透过雨丝遥望草色,更给早春草色增添了一层朦胧美。而小雨又滋润如酥,受了这样的滋润,那草色自然是新的;又有这样的背景来衬托,那草色自然也美了。
接下来的第三、四句是对初春景色大加赞美:“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两句意思是说:早春的小雨和草色是一年春光中最美的东西,远远超过了烟柳满城的衰落的晚春景色。写春景的诗,在唐诗中,多取明媚的晚春,这首诗却取早春咏叹,认为早春比晚春景色优胜,别出心裁。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已经令人称赞,后两句如骑兵骤至更在人意料之外。在最后,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这是一种心理状态。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突然看到这美妙的草色,心头不由得又惊又喜。因为,“遥看近却无”的草色,是早春时节特有的,它象征着大地春回、万象更新的欣欣生意而烟柳已经是“杨柳堆烟”时候,何况“满”城皆是,不稀罕了。到了暮春三月,色彩浓重,反倒不那么惹作者喜爱了。像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
这首诗刻画细腻,造句优美,构思新颖,给人一种早春时节湿润、舒适和清新之美感,既咏早春,又能摄早春之魂,给人以无穷的美感趣味,甚至是绘画所不能及的。诗人没有彩笔,但他用诗的语言描绘出极难描摹的色彩——一种淡素的、似有却无的色彩。如果没有锐利深细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诗笔,便不可能把早春的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美。表达作者充满对春天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第一首写景,第二首则注重抒情。后一首也是极力写“早”字。诗以江边春天的柳色映衬官身之路。年少逐春,扑蝶戏蕊,枯草拈花,用自己的童心和稚眼直接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妙机趣。而老大逐春就别是一番况味了。官事冗杂,世事沧桑,在充分体尝了人间的坎坷困顿之后,忙里偷闲地游一游春,散一散心,自得其乐。此时此刻,贵在童心未泯,贵在能于常物之中发现其丰富蕴涵。
“翩与”二句,是写北行时寂寞凄凉的情怀。翩然和回归北方的鸿雁共同北行。登山临水,据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里借用此句来表达诗人的离乡之愁。
“江南”二句就真实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痴情。“江南”句是古诗名句,据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里借用此句点明了北上的时间,正是江南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样美好的季节离开故里北上,留恋之情更加难舍难分。
在交待了离乡的时间以后,“五夜”二句又进一步交待了北行的原因。“五夜”即五更,这里指通宵。“伏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计,失策。躬耕,亲自耕作。这两句的意思是:通宵不眠,我象伏枥的老马壮心不已;没有亲自操作于田野,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了。这就是说,我还有壮志未酬,所以还不能归隐田园。那么,他的壮志是什么呢? 最后两句做了交待。《两当轩集》前言说:“黄景仁的诗歌主要是反映个人身世的穷愁不遇,抒发寂寞凄凉的情怀为多,虽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调较低沉。”黄景仁对自己诗歌的这些不足之处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嫌诗少幽燕气”,也就是说缺乏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所以才“故作冰天跃马行”,为了转变“少幽燕气”的诗风,诗人甘愿从草长莺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跃马前行。
这首诗巧用比兴,含意深远。语言明快晓畅,而又妥贴传神,富有表现力。“故作冰天跃马行”一句含蓄而隽永,似是在写诗人在冰天雪地中跃马前行,实则是写出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要有“幽燕气”。向豪壮处发展。全诗不乏佳词警句,含英咀华,耐人寻味。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