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
这篇赋开篇写衰草可哀，然后回忆衰草在春天披红戴紫、垂绿衔花的荣盛，最后详细铺写秋气对衰草的摧折，表现了秋的萧杀与衰草的可哀。全赋句式灵活，咏物兼以抒情，充溢着诗的意境。
“愍”是此赋的着眼点。此赋起笔转合自然，前四句先写衰草情状，以“荒径”、“寒菱”补足。中间写春日、春风中的芳草，以衔华佩实、垂绿散红等突出衰草往日的风姿。最后以“秋至”一转，言风、霜对芳草的侵夺，以“伤”、“悲”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强化“愍”的意象。“霜夺茎上紫，风销叶中绿”，既是景语又是情语，对物候变化的体察隐含着作家对人生经验的领悟。卒章显其志，“园庭渐芜没，霜露日沾衣。”对衰草的怜惜实际上在观照着作者盛年易逝、晚年凄苦的心态。
全赋句式灵活，有骈偶句式，有五言句式，又有骚体句，咏物兼以抒情，使全赋充溢着诗的意境，其中亦夹杂着民歌的韵律，采用了回忆倒叙的赋法，从当时面对的此景此情入手，中间回忆虚写了小草从春到冬的经历，最后又回到了开头的感受，用对比的手法通过对衰草的哀怜写出了浓浓的秋意。
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首悲秋的词，其中渗透着一种悲哀绝望的情绪。
“已落芙蓉并叶凋，半枯萧艾过墙高”是描写秋天萧瑟的景象，“日斜孤馆易魂销”是写个人的情绪。这是古人写悲秋题材时常用的套路。古人悲秋作品中的秋景是用来起兴的，因此一般都是写眼前实景。而“芙蓉”和“萧艾”两个词出于《离骚》，它们本身又是有象征意义的。所以，“已落芙蓉”两句虽看起来是“写境”，其实也有可能是“造境”。这种景象，也许确实是当时眼前所见的景象，但“萧艾”与“芙蓉”对举，再加上“半枯”和“过墙高”的形容，实在颇有些调侃的味道。似写实景而又暗含有寓托的深意，似含深意而实际上又是现实的写景，这正是王国维所擅长的本领。
但到了下阕，作者就开始把个人不遇的悲伤导向他的主旋律——对整个人间的悲悯了。“坐觉清秋归荡荡”是说，秋天虽然凄凉，但秋天的一切也正在消失，继之以更为凄凉的冬天。“眼看白日去昭昭”是说，白天很快也就要过去了，继之以漫长的黑夜。这两句的口吻，使人感到一种宿命已定无可奈何的恐惧。“争度”，是“怎么度过”。这是一种疑问，其中充满了对人间未来的担忧与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