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词史上颇负传奇色彩的“才子词人”柳永，其词一向以一“创”字为挈领。他自创词牌，不拘一格，如《迎新春》、《黄莺儿》、《戚氏》等等；他擅改词格，大大丰富了词作为一种抒怀文体的内涵，并成为以“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著称的苏轼词的先导；他万事随心恣性，是世俗礼教为无物，敢为人所不敢为，能言人所不能言，如他的《鹤冲天》、《凤归云》、《定风波》、《宣清》、《尉迟杯》等等。故有人认为，柳词之所以为柳词，只在一“创”字耳。而若言“创”却不提《戚氏》者，必为孤陋之辈也。
据前人考证，《戚氏》当为柳永独创，且仅见于其《乐章集》之中。全词分为上、中、下三叠，共212字，为词史上第二长词。仅次于南宋时吴文英之《莺啼序》。其价值为何余虽不敢妄断，然宋时“《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评价也必非空穴来风。故今以此苍白笔墨，粗评《戚氏》，亦只当学柳永的“为人所不敢为”罢了。
从词中“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来看，当写于湖北江陵，当时柳永外放荆南，已经年过五十，只做个相当于县令的小官，心情自然十分苦闷。这种情绪在这首词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全词共分三片：头一片写景，写作者白天的所见所闻第二片写情，写作者“更阑”的所见所感第三片写意，写作者对往事的追忆，抒发自己的感慨。
上片开头描写微雨过后的薄暮景色。只用“晚秋天”一句点明时令，先写景前驿馆内之衰残景色，也初步构画出了全词的凄凉基调。柳永其人，向来对春、秋二季尤为敏感，然不同处却在于，他写春，只是代人伤春，而晚秋的悲凉，向来是他留给自己的伤感。而今又逢暮秋，“一霎微雨”带着薄凉的情态洒于庭轩。所以这位才子词人，又开始思绪飘渺了。他首先看见的，是庭轩中的“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柳永不愧是融情入景、以景写情的高手，接下来的一个“惹”字竟真把那秋的萧索写活了。那淡薄的“残烟”，非关天气，不是雾气，竟是这庭轩中的“零乱”、“萧疏”给“惹”来的！园中景物正渐至精彩处，词人却笔锋一转，“望”向远处的“江关”，由近及远却丝毫不显突兀。那他究竟望见了什么呢？“飞云黯淡夕阳闲”。云正憔悴，夕阳又西坠，也难怪词人想到了那个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而得来悲秋之名的宋玉。“临水与登山”，向来是古代文人念远伤别离的悲情时刻，作者由今怀古，也无非是感叹一句：逢秋而悲感，千古一辙啊！这笔锋已转得太远，又该如何继文呢？柳永不愧自封的“才子词人”，这稍一调转，便是一个柳永式的大回圜：“远道迢递”，忆及“宋玉悲感”之后，如此轻松地就有回到了眼前的景况，不着痕迹，天衣无缝。面对长路漫漫，作为“凄楚”“行人”的他，正走在自己无限厌恶却又不能不会不舍放弃的仕途之路上，一面痛恨“名牵利惹”，一面甘之如饴。行文至此，那贯穿于词人一生的矛盾开始在这“驱驱行役”上初露端倪。内心挣扎如柳永，对与自己心境相仿的“陇水潺湲”自然也就“倦听”了。下文又略嫌不合拍地以一“正”字引出了那让词人心情更加烦躁的“蝉吟败叶，蛩响衰草”一句，不合拍的同时，又与首句中的“晚秋天”大为契合，实乃绝妙。这等怪词妙语，必非柳永不能为也。心绪烦乱无以抒怀的柳永，在“相应喧喧”的蝉嘶蛩鸣中，结束了上阙的叙景描情。
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的转合映衬，这浓浓的衰秋哀情，在内容上甚至词调上，都为后文的抒情做足了铺垫。而观这首阕，若为一般词人，在叙景已足，多一笔即为画蛇添足的叙述之后，又该续写些什么呢？此处足见柳永的流水行文。
中片时间上紧承上片，由傍晚而入深夜。先景后情。“孤馆度日如年”。次叠一开词人就是这般自述身世的一句。“馆”是“孤馆”，就连上文所言之“庭轩”也不过是他柳永羁旅之途上的一方借宿之地。独在异地，独望江关，不由让读者对上片中的“凄然”二字有了更真切的实感。而此时，“凄然”的他正在“孤馆”中“度日如年”。词人终是不堪寂寞的，失了“针线闲拈伴伊坐”的知己，他也只能寄望于与知己红颜共沐同一片夜空了。这孤索之夜，竟已渐深，“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了。只一失神间，词人再次凝望起那片空有亮白色温馨却又无情至极的“绛河”了。“绛河”，这样一个冰冷的词，难耐凄凉如柳永者，该是怎样的孤凄心情读者也就可想了。这时的他，却偏故作坚强与无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固执：寂寞只是表象，那“婵娟”的“皓月”却不正是代表团圆么？至此，那柳永式的矛盾已暴露的更深。对月而不怀人，又怎是白衣卿相之本色？“思绵绵”三字，一字一韵，引出了词人如泄洪般的情感，字字句句都是他对命运的质问。此时的他，已到了风中之烛的残年，没了少时的轻狂不羁，所以这怨世的情感，他也只从自身写起。“那堪屈指，暗想从前”。这样一句，几乎让读者也茫然了。在柳永眼中，在此时的柳永心里，不堪他回首的，究竟是“小楼深巷狂游遍”的“恣狂踪迹”，还是为那“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恁驱驱”呢？他没说。下文却有如似检讨的一句：“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这一句，是含了极大的怨气的。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正是因了他一生缠绵于“绮陌红楼”，才导致了他终老而“未名未禄”的。这也可以说，他对自己一生的“恣狂心性”后悔了。可让读者综观词人的一生，也不免失笑：他柳永若真有这般“觉悟”，又怎会落得这“未名未禄”的凄凉呢？对于此时怨气极重的柳永，读者何不把这样的检讨当做气极怒极的他的“正话反说”呢？当然，这也可以是词人对自己一生徘徊于仕途与红颜之间的优柔寡断的一种怨恨。一家之言，有让名家嗤之以鼻处，权当玩笑耳。
这一阙，是词人对内外远近的大转合之后回到自身的慨叹。自然而然地由反衬自身凄凉的美好夜景转向对自己“一生赢得是凄凉”的感慨。极尽柳词“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的词风，这又是柳祠的又一奇异处。白描，铺叙，字字入情入理而毫无穿凿之意。上片的寥廓之中而见苍凉，中片的凄婉之中而不失条理。词的末阙，又能给读者的感官以怎样的冲击与震撼呢？
下片继续写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活，与前片衔接细密，有陇断云连之妙。“帝里风光好”。好一个“风流才子”柳三变！在词已尽，意已歇之际，这一句又给了全词多大的空间！接下来，就该是忆旧了吧。可众所周知，市井词人柳七的一生都与“绮陌红楼”、红颜脂粉脱不了关系，他又该忆哪个呢？“堪人属意”的虫娘？“家住桃花径”的秀香？还是与其“四个打成一个”的师师、香香、冬冬呢？让读者试想，如果此处他只忆起其中的“某一个”的话，全词会收到怎样的效果？哪怕他的前二叠写得再如何精彩，这《戚氏》一首的词调都只能算作低下了吧。词人此时大概已近花甲之年，他忆起的该是他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与其“浅斟低唱”的某一个。所以此处的他忆起的是“当年少日”的“狂朋怪侣”，是他少时的奢靡生活。都说年少轻狂，更何况这年少之人还是他柳永，又加那许多志趣相投的“狂朋怪侣”，怎不让人心醉？柳永不是圣人，那样的生活，他曾经陶醉过。并且此时忆起，也并非悔恨自己当年的颓堕，而只是慨叹时光易逝、年华似水之意而已。“遇当歌、对酒竞留连”。这样的词句，词人写下时的心境何为，连读者也是不忍想象的。也无需读者想象，下句“别来”二字就已足足道出了作者空忆当年的痛楚了。那样的生活，早已随时光远去了呀！“迅景如梭，旧游似梦”。以往日之欢娱，衬今日之落寞。很通俗的比喻，却让读者眼前出现了词人那再清晰不过的痛苦面容。逝去的日子如云烟，被岁月这柔沐温和却又狰狞至极的风吹得一丝不剩了。往昔再不会回返，又怎能不让作者长叹呢？接下来的一句引出“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这一痛苦的根源，作者并未有明确的态度。重又回到现实，是作者的自问，也是作者的茫然。这是全词中作者矛盾心理的第三次深化。让读者看这全词中作者唯一一次以第一人称的发问：“烟水程何限？”这样的碌碌奔忙，到底何时才是尽头啊？这样的笔力，是没有切身经历之人万万难及的。这一瞬间的情感爆发之后，又转入了议论：“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这可以说是议论，也可以说是收束，是对上文的种种心境的一种慰藉：他一生不曾放弃对名利的追逐，那么如何地憔悴也自是命里该着的，又何必在此枉叹呢？因此作者为强调自己的“无事觅闲愁”，又以感情更加强烈的方式加了一句：“追往事、空惨愁颜”。至此，议论结束。不知不觉间，已是一夜的辗转。而“稍觉轻寒”之后，才蓦然惊觉“漏箭移”了。时间已是接近拂晓，又听闻远处“渐呜咽、画角数声残”的乐声，那“轻寒”，想来也是入情、入心地难以承受了。而此时的词人，此时抱臂“对闲窗畔”的词人，已是渐趋于平静了。无论有再多的不甘，无论有再多的憾恨，他也只能继续上路了。“驱驱行役，苒苒光阴”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奔碌不平。而这“停灯向晓，抱影无眠”的一夜，也只是他万千千万个难眠之夜的一个剪影吧。
最末一叠并不能算作全词的高潮部分，可这由此及彼、由今忆昔又由昔论今的一波三折，也无疑是给此文的情调注入了更新鲜的血液，一代才子词人于这诗余曲源的词上的功力也可见一斑。“孤馆”中独自伤今的词人本已有孤凄苍凉之态，再加上“年少日”“暮宴朝欢”的神来一笔，真真是让这一阙《戚氏》同时有了不逊于诗的含蓄不亚于曲的直率。于蕴秀之中见真切，于深惋之中显淋漓，正是柳永本色！
这首《戚氏》说是词人一生的总括也是不为过的。全词由近及远、由远至近挥洒自如；抚今忆昔、由昔感今一气呵成；由傍晚到深夜、由深夜至黎明一丝不乱；由眼前望江关、由孤馆怀帝京自然运转。描情叙景、铺叙怀旧、旷古达今，真正是独属于柳永的悱恻动情与荡气回肠。在词的内容上更是大开大阖、毫无避忌、一气贯穿。长达212字的长词一韵到底，与平常之中显其非同寻常，却无一丝险韵，自然而然。莫说是这词上，便是今人作文，又能有几个如《戚氏》般细针密线，平稳中而字字嵌插不失作者个性的奇异之处、棱角之笔？今人自知。
尤其是词的最后，这白衣卿相留给读者的最后一个镜头：天上一颗白亮的启明星遥挂，星下一袭长衣及地“对闲窗畔”的词人被定格的身形，孤索，凄凉。宋人将之与《离骚》媲美，认为是前后辉映之作，可见其时誉之盛。宋王灼《碧鸡漫志》：“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宋人的评价，让这首冠古绝今之词当之无愧！
女皇的《制袍字赐狄仁杰》（《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第58页）一诗短小精悍，寥寥12字，达到了褒奖勋臣，树立典型，驾驭臣下的目的。
这是指公元696年，在契丹攻陷冀州的危机时刻，狄仁杰调任魏州刺史，以民生为要，提振军民退敌信心，兵不血刃使得契丹退兵，深得百姓爱戴，为其立了生祠；同时龙颜大悦，擢升其为幽州大都督，并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这一表彰，便收录在《全唐诗》中，名为“制袍字赐狄仁杰”。全诗四句十二字，既是对狄仁杰的表彰，也是对他的激励。前两句概括了狄仁杰的功绩，说他辅佐朝廷，志守清廉而勤政，后两句是要求狄仁杰率励朝中大臣，要他居宰相之位，激励大臣们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寥寥数语，既高度肯定了狄仁杰的勤勉施政，又对狄仁杰给予厚望，成为武则天心目中选拔高管的标准版本。狄仁杰不负皇帝的褒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均能竭心尽力；在治理民生方面，后人评价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难怪狄仁杰故去，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
这首诗描述农桑丰饶之年，一个农家各有分工共同努力从事紧张劳动的欢悦情景。诗歌刻画这家三个媳妇的不同个性及其在繁忙时刻的不同表现，并表达了农民对农业不断获取丰收的愿望，以及对改善生活的追求。全诗风调纯美，情趣盎然。
全诗可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由农时人笔，写夏麦上场，春蚕出筐，这正是田家大忙的时节，恰好又是风调雨顺，“阴晴随意”。麦收过后，新秧又已泛青，只见那夫妻双双在田地里忙碌。这真是农家难得的好时光。这一层作者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写出了田家不误农时的勤劳和劳动的热情，赞叹之意已包融在字里行间。
第二层集中笔墨写农家三妇。在蚕已作茧、蚕事正忙之时，大妇绕丝，中妇织帛。中妇年轻，忙里偷闲，不时还要用胭脂打扮一番，比不上大妇操劳顾家，忙得连吃饭都不能及时，一直辛苦到蚕事结束。小妇刚刚过门，不好就让她辛苦，
只是陪着阿婆玩笑度日。这田家辛劳而又和美的情景，是通过家中三位媳妇各自不同的神态举止表现出来的。这里的笔法与辛稼轩《清平乐》词“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相似。辛词依次刻画人物以赞美农家的劳动生活。陈诗则从农家妇女来落笔，排行地位分明，神情各异，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的情趣。第三层写对明年继续得到好收成的祝愿，“剩贮二麦饶丝绵”，农家希望辛苦劳动能结出果实。作者在全诗的结尾，又补写一笔“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小妇今年是新嫁娘，理当照顾，明年就应该减轻大妇的负担，让她去陪陪阿婆了。
作者在这首古诗里反映了风调雨顺年景农民一家的辛勤劳动生活，也写出了劳动之家纯朴和美的家风，以及获得丰收的喜悦和愿望。作者的赞美田家之情是以质朴真切而又饶有情趣的笔触表现出来的。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在辅佐周穆王的过程中，祭国的祭公谋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某年，周穆王要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祭公谋父劝说周穆王：圣明的君王是光大自己的德政，而不炫耀自己的武力，用武力征服别人，早晚会带来严重后果的。周穆王不听劝告，率兵攻打犬戎，尽管战争最后取胜，但周边的少数民族再也不称臣纳贡。
“以德治国”是符合周先人的传统的。《史记·周本纪》记述：
“古公亶父复脩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这段故事是说：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被称为周朝的“太王”，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
古公亶父原是一个小国豳国的国君。当时，西北边地的戎狄进攻豳国，“欲得财物”。给了财物以后，他们还不满足，又要再来进攻，欲得地与民。豳国百姓被激怒了，纷纷主张打仗。这时，古公说：“老百姓拥立君主，是希望君主保护老百姓的福利。现在戎狄想来攻打我们的目地，是因为我有了土地和老百姓。老百姓在我这里和在他那里，只要生活的好，那有什么关系呢？现在老百姓们为了我个人的原因去打仗，用杀死别人的父子的手段去达到我当君主的目地，这样的事，我不忍心去做!”（原文：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我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因此，古公亶父只带了近亲私属一群人，学他的祖先不窋一样，离开豳国，迁徙到梁山西南的岐山之下定居。
古公亶父的这个举动被老百姓知道了，不仅原来豳地民众扶老携幼，离开戎狄而追到岐山来，照旧跟着他。而且附近的邻国，也久仰古公的仁义贤名，都来归附于他。
所以，老子依据古公亶父的事迹写成了第三章的“使民不争”。象古公亶父那样，他为了民众远离战争, 不争而退让到可以不要国家豳，不战而退从豳到了周原。他最终赢得了民众的心，他最终不争而成不战而胜！
显然，周穆王攻打一个叫犬戎的民族，是周失德的开始。左丘明的《国语》从西周穆王写起，大概是因为周穆王是西周失德的第一个君王罢！
附加说明：京城五百里以内为邦内；离京城五百到一千里的国为邦外；一千里到三千五百里的国为侯、卫；三千五百里到四千里的国为蛮、夷；四千里以外的国为戎、翟。甸服：为王朝服役，供应周王朝每天的宗庙祭祀；侯服：每年必须朝见周王朝，供应每月的祭祀；宾服：必须纳贡供应每季的祭祀，二到五年朝见一次；要（yāo）服：必须供应每年的祭祀，每六年朝见；荒服：每任国王必须朝见一次，表示臣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