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驹是江西诗派中的一员干将。江西诗派诗以布局严谨著称,这首诗是《陵阳集》中的名作,被宋吕居仁等人作为样板,认为“可作学诗之法”(《诗林广记》引《小园解后录》)。
诗题写夜泊,便以夜泊为中心,这就是所谓擒题。但如果一味扣住诗题,诗便会死板呆滞,必须不即不离,眼睛觑定中心,然而不直接接触中心,在旁衬上做文章。这首诗前两联便不写夜泊,先写夜泊以前,船走得飞快,衬映出诗人的心情,以动、行来为下面的静、泊作陪。第三联写夜泊,以景为主,第四联转而写情,使诗有余味。在搭配上,前两联尽量蓄势,苍劲快捷,自然流畅,景色变化幅度很大,把动态写足;后两联转入凝重平缓,情致悠然,景色固定不动,把静态写足。写动态时,又配合其快,写流水、北风、明月等粗线条的大环境中的景物,间以地名,形成跳跃;写静态时,写老树、寒花、微小的声音与下垂的露水等小景。这样,全诗以意相贯,以气相接,浑然精到,把自己夜泊前后的景物、心情都反映了出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评这诗的章法说:“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很形象地作了总结。清代王士祯、纪昀等人也对这首诗交口称赞。
除布局外,这首诗在描写场景及遣词造句上也很得熔炼之功。如第一句“汴水日驰三百里”,气势很磅礴,可与李白“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诗比靠。次句“扁舟东下更开帆”,加一倍写快,方回评说:“此是诗家合当下的句,只一句中有进步,犹云‘同是行人更分首’也。”“旦辞杞国”一联则写得很圆活,似山谷诗法。
值得一赞的是,诗尾联融情于景,由苍茫的夜色产生迷惘沉醉的感觉,遂以“水光山色”寄托难以表达的情思,得含蓄不尽之意。但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挑剔说结处“汴水黄浊,安得蔚蓝也?”落实了说,就失去了诗的趣味了。再说,夜间船泊水上,月光明照,蓝天映入水中,自可蔚蓝;这时要分辨汴水是否黄浊,倒反而不是件容易的事。
上片用“旌旗”来比况荷花的“红幢绿盖”,创造了一个童话般的境界。把荷叶比作红幢、绿盖的仪仗,随着自己前呼后拥,写出了荷塘荷花开放的旺盛姿态。 作者紧扣“西湖好”的总写到展开具体描写,碧绿清澈的湖水承载着小船与游者,长长的湖堤长满茂密的芳草,满眼的绿意,扑鼻的清香,向人们报告着春天的信息。
词中二三句主要通过视觉写“西湖好”,“隐隐笙歌处处随”则是从听觉写“西湖好”,这一句从侧面告诉读者,游湖之人何止醉翁。描绘出载酒游湖时船中丝竹齐奏、酒杯频传的热闹气氛。
下片写词人泛舟荷花深处,饮酒听曲,赏花饮酒的活动,已完全沉醉这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了。“醉里归”写出词人心情十分惬意,这是观赏西湖秋荷所导至的,秋季西湖之美就自在不言中了。
全诗诗人游览荷塘,官场上的上的失意和烦闷,都被这荷香和微雨所冲散,带回的是一颗超尘脱俗的心境。整首词寓情于景,写出了作者与友人的洒脱情怀。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 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在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
上片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片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
下片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枢纽。“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与,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这两句颇富哲理的议论,饱含着词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词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夜阑风静縠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情性是最难能可贵的。元好问评论东坡词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道出了东坡词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是恰好指出了这首《临江仙》词的最成功之处。
一般读者都知道柳宗元的诗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酸楚哀怨,凄婉幽深和感厄愤郁之情。特别是在永州所作诗篇,取境大都以清冷、幽僻、寂静为主色调,读起来给人以郁闷压抑、吞吞吐吐的感觉,总缺少一些豪迈潇洒、明快超脱。而此诗却一反常态,使人耳目一新,在柳宗元诗集中,可算得上十分难得的“快诗”。
《觉衰》诗的“快”,首先表现在对衰老的态度上。面对提前来临的衰老,他不再是悲悲切切,嗟叹不已,而是显得超脱旷达。这种态度表现在诗的一、二层中。诗的第一层写“衰至”的感受。衰老虽然不期而至,而且来势凶猛。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的柳宗元,已经是“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显出了十足的老态龙钟之状。诗的开头,可谓是曲尽老态。留下一个应该怎样面对过早到来的“衰”的问题。诗的第二层,是写对“衰至”的认识和理解。笔势一转,陡然生力,表现了诗人的独特见识。他以穿越古今、看透人生的目光,找到了面对衰老的最好的方法——潇洒和超脱。诗中写道:“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古代的寿者如彭祖、老聃,早已消失于人世间了。人人称颂的周公、孔子,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归于寂静了。无论是长寿者,还是圣贤者,都无法逃避必死的自然法则。这是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议论。诗人把寿者、圣者同普通人等量齐观,一切的人在衰老和死亡面前,都是公平无私的。因此,大可不必为功名利禄而患得患失,耿耿于怀,也无须因失意落魄而唉声叹气。只有看透了这一层,精神上才能获得轻松和超越。这种见解和情怀,在柳宗元别的诗中很少见到。
《觉衰》诗的“快”,第二个鲜明特点是行为上的潇洒倜傥。面对衰老,面对春光流逝,许多人都会自伤老大,嗟老叹穷,痛感人生苦短,光阴虚掷,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这大概也算得上中国古代失意文人的通病。柳宗元在此诗中却表现得潇洒豪迈:“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与朋友常举酒杯,放怀痛饮,何愁之有,此其一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呼朋唤友,成群结队,郊外踏青,登高抒怀,又何忧之来,此其二也;“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放声高唱古代颂歌,情韵悠扬余音不绝,何闷不去,此其三也。此番举动,其豪迈不下李太白(李白),其潇洒可敌谢康乐(谢灵运),实在让人刮目相看,难怪周珽在《唐诗选脉全通》中评价此诗说:“绝透,绝灵、绝劲、绝谈。前无古人者以此,言人当及时行乐也。”蒋之翘说此诗“失却子厚本色(《唐四家诗》)”。虽然两人评价的角度不同,说法不一,但共同地证明了一点,柳宗元的这首诗,给了读者一种新鲜别样的感觉——快意。
从《觉衰》这首诗,读者看到柳宗元人生、性格的又一侧面。幽怨、哀叹和凄婉不是柳诗的全部,他的诗同样可以潇洒豪迈,可以旷达超脱。这首诗展示了一个更生动更真切和更全面的柳宗元。苏轼说此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此话是颇有见地的。此诗正是忧与乐相互渗透、相互陪衬,超脱旷达使幽怨显得更加婉曲,潇洒倜傥使孤愤变得更加强烈。诗人自己在《对贺者》中也是这样说的:“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于恸哭。庸岂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大者乎!”此诗,柳宗元以洒脱的外在形式,抒发出内心深处的哀怨之情,是饱含酸楚地“潇洒”了一回。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