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写居南山岗，喜得闲看远山的乐趣，先实写空间，言所居之南山无大山大流，接着由近而远，言看远山更佳；第二段写拟构“数峰亭”，将营造幽雅怡人的佳境，承前述提出未来欲凿池、种竹、筑亭的计划。写作风格清新可爱，简洁锋利，生动酣畅，别有特色，是“实空间”与“虚时间”结合的佳作。
第一段开篇明义，提出“余性好山水”，与山水有缘、与大自然有缘。接着叙述“山水奇秀，甲于他县”的桐城故乡。作者“卜居”的南山，“独无大山”，“亦无大流”，但是幸有“逶迤”的平岗，“环绕”的远山，能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接着作者便以浓墨重彩写出“看远山”的佳趣：“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在读者面前展示一幅“远山”山水画卷。作者接受大自然的抚慰，感情和大自然和谐融合，从内心深处感到“此地虽无大山，而亦未尝不可乐也”，肯定了“看远山”的乐趣。
第二段先叙述宅东岗顶“隆然”，适宜建亭，再叙述岗顶“面向西北”，“于是西北诸峰，尽效于襟袖之间”。岗上已有“古松数十株”，盘曲苍劲；岗下“隙地”再“种竹千个”，清影摇风。作者尚恐不能极其清幽，拟在“隙地”上“凿池蓄鱼种莲。”“植垂柳数十株于池畔”，精心谋划，拟营造一个幽雅怡人的环境。最后一句“余力不能也”“以待诸异日”，点出作者毕竟是“数十金”不能支付的寒士，空有一番宏愿。
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数峰亭的景观。“数峰亭”是作者构想之亭，而非实景。作者驰其想象，写来如见其景，如历其境。文末笔锋一转，写其力不能支付凿池、构亭、种竹之费，“姑豫名之，以待诸异日”，才将读者带回冷峻的现实。也正因为生活所迫，戴名世以半生的积著，只换得半年的安闲。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退居南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春即离开南山，再度赴京，准备明年之谒选，从此，至死才归葬南山。其所谓“以待诸异日”，则成了永久的遗憾。文章于清幽之境中表现了作者孤傲的人格。文中自然流荡着一种淡泊安闲的情趣。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此词关系到南渡后一场斗争，因而闻名。绍兴八年秦桧再次入相主和，派主伦往多议和。这事激起了朝野广泛抗议，当时身为枢密院编官的胡铨尤为愤慨，上书高宗说：“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指秦桧、王伦、孙近），竿之藁街。……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戊午上高宗封事》）此书一上，秦桧等人由恐惧而变恼怒，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将胡铨“除名，编管照州（今广西平乐）”，四年后又解配新州（今广东新兴）。胡铨逆境中坚守忠节，十年后在新州赋此词，“郡宁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愈怒，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县）编管”。十年间，秦桧对胡铨的迫害愈演愈烈，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对反对和议的朝野名士也进行残酷的迫害，著名的诗人、词人王庭珪、张元干就被流放、削籍，“一时士大夫畏罪箝口”，“忠义之士多避山林间”。（参见《宋史·胡铨传》、《挥尘后录》卷十等）这首词就是在这样气氛下写作的。
上片是说自己无意富贵，却在走上政途，深感懊悔。“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轻”，轻率，鬼使神差似的，这是深深的自责，由现在想到当初的轻率尤为懊悔。“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猿惊鹤怨”用《北山移文》文意。南齐周本隐北山（即钟山），却应诏出仕，也孔稚珪绿山灵草木禽兽的口吻对他进行责备，中有这样的句子：“惠帐空兮兮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薜萝”，幽隐之处，“薜萝秋月”借指隐者徜徉自适的生活，唐张乔《宿齐山僧舍》“晓山月出烟萝”类此。这里是借猿鹤以自责其弃隐而仕，放弃了山中的美景。“空”、“识”两字道出做官却未能遂愿，把自己的悔恨展现得更为强烈。
作者缘何对当官如此懊悔？从上片看，可见他对“薜萝秋月”生活的怀念，对故乡的感怀。身窜南荒，自会产生离乡愁绪。同时他另作了一首《如梦令》，云：“谁念新州人老，几度斜阳芳草。眼前欲晴时，梅雨故来相恼。休恼，休恼，今岁荔枝能好。”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及其自我解脱。但是，这首词超越了这首情绪，他写悔恨写得那么痛切，另有所指。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囊锥出头”即“脱颖而出”，索用毛遂自荐典故。要理清两句的意思，弄得清“刚”、“不道”这两个语辞。据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刚”即“硬”，“不道”有“不想”之意。这两句是说：你硬是要头，逞能你也得弄清时节和世道很明显，“出头”是指十年前反对和议、抨击秦桧。这用的是理怨、自责的口吻，还是“悔”。既然悔恨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辞》）便学陶渊明“或命巾车，或掉孤舟”，归隐田里了：“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可是，路上有豺狼挡道。想回也难！词就是这样一气呵成当官的悔恨，想归却不能苦闷，这对处于特定境遇中的作者来说，是道出真情实感的流露。但是若只是如此理解，又未免只在皮毛了。只要联系一下写作背景，这首词强烈的讽刺意义就不难看出。
“豺狼当辙”即“豺狼当道”相对，语出《东观汉纪·张纲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豺狼”与“狐狸”相对，是指权奸、首恶，张纲所谓豺狼，是指独擅朝政的梁冀及其党羽，这里用以指把持朝政的秦桧。张棣说是“讥讪”，秦桧那样恼怒，看出“豺狼当辙”用语的含义。其实所谓“讥讪”，不独这一句，全词无不暗含着对秦桧等人的抨击。“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自责、悔恨是表面的，实际上是在骂那些主和误国、陷害忠良的家秋，朝廷里尽是奸臣，忠正之士想出头也出不了头。上片悔恨“故乡轻别”，“富贵本无心”是暗用了孔子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无意于谋求富贵也不愿担任奸臣。他那般痛心地忏悔，与十年前上书所说：“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其志向恒一的。上面这些意思都是借用去国怀乡的形式表现了出来的，并不直遂，叫人咀含而不语，其讽刺意味更为犀利。
朱熹赞扬胡铨是“好人才”时说：“如胡邦衡（邦衡，胡铨字）之类，是甚么样有气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壮！”（《朱子语类》卷一百○九）胡铨属于鲁迅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那一类。
这首诗，《乐府诗集》收入卷七十九，作《近代曲辞》；《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八作《乐府辞》；《全唐诗》卷二十七作《杂曲歌辞》，都未著作者姓名。“水调歌”，古代乐曲名。《全唐诗》题下注：“水调，商调曲也。唐曲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本篇即歌的第一叠。它是按照“水调歌”的曲谱填写的歌词，因此在声韵上不大符合一般七言绝句的平仄格律。
这首诗写的是驻守在西域边境荒野上的连营军士，闻警候令待征的情景。诗的首二句，就黄昏至星夜军营极目所见着笔，起得平缓。“平沙落日大荒西”一句，写出地面的辽阔荒远，描绘出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缓缓西沉的景象。“陇上明星高复低”一句接写夜景。日落而星出，一切景物都销声匿迹，只见陇山之上明星闪烁，则夜静可知。“高复低”三字，又状出星空夜转的景象，说明时间在缓移，静夜在加深。诗从日落写到星出星移，在时间进程上和诗的结构、语势上，都给人一种悠缓的感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导读者逐步进入诗人在这两句诗里着意表现的静谧境界。
第三句陡转，点出军情。古代边防地带，隔一段距离就于高处设一烽火台，贮狼粪于其上，一旦发现敌情，则燃火示警。“孤山几处看烽火”，是说原野上连营驻守的军士，突然看到几处孤山上燃起的报警的烽火。烽火起于幽深的静夜，划破沉寂的夜空，已使人触目而心惊。又曰“孤山几处”，则又见警报由远及近向军营飞速递传而来。极力写出军情的紧急，一下子扣紧读者的心弦。这一句在结构、语势上，以及它所描述的情事，都恰好与前二句相反，给人以一种突兀、紧迫之感。同时，由于前二句的铺叙及环境气氛的渲染，更易于从悠缓宁静中见突然、危迫与紧张。故前二句乃是欲张先弛，以收取以平显兀、以缓显迫、以静显动的艺术效果，而成为本句的绝好衬垫。
第四句接写敌情传来后军营的反应。安扎在原野上的座座军营，连成一片，故曰“连营”，关顾首句“大荒”，也点出军势之盛。警报传来，连营军士临危而不乱，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容就绪，单等军令下达，鼙鼓擂响，即出战迎敌。“壮士连营候鼓鼙”，“候”字下得极妙。有的选本改“候”为“听”，不仅没有可靠的版本依据，而且使韵味顿损。“候”者，待令以出征，动在令先，则连营将士行动之神速、戒备之森严、军容之整肃可见；“听”却不同了，闻令而未动，则行动之迟缓、军容之涣散可知。第三句极写军情的紧急，造成紧张危迫的气氛，又正好是本句所叙写的情事的绝好衬垫，突现出连营将士大敌当前而无所畏惧、从容以待敌的气概和风度。这首诗全以纯客观的笔调写景叙事，丝毫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但是由于它采用层层渲染烘托衬垫的艺术手法，造成环境气氛上的有张有弛，再配以结构、语势上的起伏跌宕，故仍能紧紧抓住读者，扣人心弦。